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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教與東鄉族民族教育

來源:《新月華》 時間:2007-07-10 點擊: 我來說兩句

      一個民族勞動者素質的高低,直接影響和決定著該民族社會經濟及文化的發展進程,對東鄉族教育而言亦如此。在新的歷史發展時期,如何處理好伊斯蘭教育和普通教育間的關系,加快發展現代普通民族教育發展的步伐,提高東鄉族勞動者素質等問題,是擺在東鄉族現代化建設發展道路上急需解決的問題之一,應當引起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視。

      東鄉族是中國信仰伊斯蘭教的10個少數民族之一,據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統計,中國境內共有51.38萬人,居住在甘肅省境內的東鄉族人口為45.16萬人,占全國該民族總人口的88.39%,主要聚居在甘肅省東鄉族自治縣境內,其余人口分布在新疆、寧夏等省區。伊斯蘭教在東鄉族的形成及其社會發展進程中起著重要作用,至今伊斯蘭教與東鄉族社會發展的關系極為密切。本文僅就伊斯蘭教與東鄉族教育問題談點個人的認識,并求教于專家、學者。

一 、伊斯蘭教育作為伊斯蘭文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有著完整的理論體系。求知和終身接受教育構成了伊斯蘭的教育觀,成為伊斯蘭教育的指導原則。其教育目標明確,就是使受教育者成為一個合格的穆斯林,教育內容主要是伊斯蘭信仰、價值觀、倫理道德和文化知識教育,強調宗教倫理道德教育與文化知識教育相結合。教育方法靈活,提倡自由討論,確立了“尊師重教”的原則。早期中國伊斯蘭教育大體遵循伊斯蘭教育理論,結合伊斯蘭教在中國發展的實際情形,創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伊斯蘭教育體制――中國伊斯蘭經堂教育。

     中國穆斯林的伊斯蘭教育是伴隨著伊斯蘭教的傳入而開始的,隨著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傳播、發展,作為伊斯蘭文化載體的穆斯林身份由僑民變為中國公民,清真寺逐漸成為中國穆斯林社會生活和信息交流的中心,進而演變為早期中國伊斯蘭教育基地和中心,從而創立了中國伊斯蘭教育體制:“中國伊斯蘭經堂教育”,在其形成發展的過程中,形成獨具特色的教學方式和教育理念,即將伊斯蘭教育以清真寺為中心的教學形式與中國傳統的私塾教育結合起來,免費招收學員,講授阿拉伯文、波斯文和伊斯蘭經典,用經堂語(即古漢語、阿語、波斯語單詞混合而成的獨特表達形式)口譯和講解伊斯蘭經典,并在教學結構、課程設置、授課形式、考核學業方式等方面形成了一套較為完整的教育制度,奠定了中國伊斯蘭經堂教育基礎和體制,東鄉族作為中國穆斯林的一部分,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早期中國伊斯蘭教育的形式――經堂教育,從而翻開了東鄉族民族教育史上的第一頁。

     東鄉族民族教育經歷了伊斯蘭經堂教育→近代新式教育→現代普通教育三個歷史發展階段。

     東鄉族民族教育發展史上的第一階段為伊斯蘭經堂教育時期。伊斯蘭教經堂教育是東鄉族民族教育史上出現最早、持續時間最長,在東鄉族傳統社會中影響最大的教育形式。東鄉族伊斯蘭經堂教育,是東鄉族男性在清真寺講經堂內以學習伊斯蘭教經文為主的教育方式,其產生的背景決定了它教育目標只能以伊斯蘭教育中的德育部分為主,教學內容主要以伊斯蘭信仰、價值觀、倫理道德為主,如《古蘭經》、《圣訓》、教義學、教法學等,教學目的僅限于維護和鞏固東鄉族群眾的宗教信仰、規范他們的倫理道德行為。東鄉族稱經堂教育場所為“學堂”,大多設在固定的清真寺內,以“寺坊”為中心,經堂教育體制屬于民間辦學,其教師由清真寺負責聘請,或者由主寺的阿訇自己擔任,教育經費由“哲瑪體”(信教群眾)捐贈,經堂教育采用的課本約有十幾種,與其他穆斯林地區采用的課本大同小異。東鄉族經堂教育一般分為小學、大學兩個層次。小學分為男校和女校,女校一般設在私人家中,男校設在清真寺內,男校教師一般由“二阿訇”擔任,主要招收東鄉族兒童進行伊斯蘭文化的啟蒙教育,學習阿拉伯文、波斯文的拼讀和念誦,伊斯蘭教的基本教義,背誦《古蘭經》、《圣訓》的相關章節,以普及伊斯蘭教初級常識和基本禮儀為主,由于采取松散的教學管理、學生的水平參差不齊,沒有學習年限。但一般需要4-5年時間。大學教師由開學阿訇擔任,主要招收具有小學程度的滿拉,系統學習《古蘭經》、《圣訓》、教義學、教法學、哲學等,而學習阿拉伯語、波斯語的語法、句法、修辭、邏輯及天文、地理等方面知識,教學方式一般采用游學制,學生可以自愿慕名拜師,自選學習的清真寺,一般需要十幾年或更長的時間。滿拉學完規定的課程之后舉行“穿衣”(畢業)儀式,畢業后便有資格應聘或被推薦擔任阿訇。

      綜上所述,東鄉族經堂教育具有以下特征:教育體制是民間辦學,屬于東鄉族群眾自發性的行為。教學方式靈活,阿訇講解與滿拉互學結合,提倡自由討論,鼓勵游學,教學領域限制在清真寺內。教學內容注重阿拉伯文、波斯文和經典,忽視漢文和其他文化知識。經堂教育作為東鄉族早期的民族教育活動。盡管從形式到內容是宗教教育,有它的局限性和缺陷。然而,它在為中國伊斯蘭教培養了宗教專業人才的同時,造就了為數不少的東鄉族伊斯蘭學者,如馬萬福等。它所啟迪的民族意識、形成的民族教育環境、氛圍,從內部為其民族教育奠定了一定的社會基礎和群眾基礎。通過經堂教育伊斯蘭文化、宗教思想滲透到東鄉族社會生活各層面,直接影響了該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形成與鞏固,對東鄉族民族教育由伊斯蘭經堂教育向民族教育轉化起了促進作用,為東鄉族新式民族教育的興起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因此,經堂教育在東鄉族民族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 、東鄉族近代新式民族教育產生于清末民國初年。清代以前,東鄉族民族教育發展十分緩慢,明末清初,東鄉族地區僅有4所私塾,分布在川塬地帶,每所私塾有先生1名,學生20名左右。清康熙四十四(1705)年,河州知州王全臣將義學增加到20所,東鄉族地區有少數富紳子弟入學念書①。道光年間(1821―1850年)河州又新設20所義學,其中東鄉族地區有3所,鎖南壩、長川里和洪濟橋義學,東鄉族兒童入學人數較前有所增加②。光緒二十八(1902)年,河州知州趙宏在東鄉族地區設置7所義學,鎖南壩、扎木池敦德、喇嘛川新德平善集慎修、新同集敦睦、唐汪川養正和經正等義學,接受教育的東鄉族兒童人數隨之增加,這些義學是在私塾和社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學校一般有先生1人,學生10到20名,教學內容以《三字經》、《百家姓》、《四書》等為主,教育經費除扎木池敦德義學自籌外,其余均為河州州署撥款。義學的設置為東鄉族兒童就近入學創造了條件,培養了不少的人才,為東鄉族新式民族教育的興起與發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起到了推動作用。

      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學習西方教育制度,興辦國民教育,由教育部頒布了《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在國民政府的推動下,東鄉族地區相繼設立了一批新式小學,據統計從1919―1949年,東鄉族地區興辦小學17所,其中高級小學4所,唐汪第一高級小學建于1912年,是東鄉族地區第一所高級小學,每所小學設校長1人,教員2-8名不等,學生少則10余人,多則50余人。初級小學學制4年,開設修身、國文、算術、手工、圖畫、唱歌、體操等7門。高級小學學制2年,另加歷史、地理、公民等課。有一些小學還開設阿文課,聘請阿訇來校上課,如唐汪復興七校,聘請汪家村汪哈比為阿文教師③。教育經費通過社會征集、政府撥款、學租收入及捐贈等方式籌集。從上述17所學校的教學管理體制、學制、課程設置、教學內容等方面來看,東鄉族近代新式民族教育已具雛形。再從學校分布地域來看,山區有7所,川區有10所。民國時期,僅從唐汪小學畢業的學生就有40多名。數據表明,民國時期,東鄉族民族教育較前有了一定的發展,教育的觸角延伸到了山區,教育服務半徑擴大,為東鄉族近現代社會發展培養了為數不少的人才,但分布在東鄉族地區的學校規模不大,設備簡陋,教育經費保障程度低,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其發展。因此,東鄉族近代新式民族教育呈現出速度緩慢的發展趨勢。

      在東鄉族近代新式民族教育發展過程中,回族教育促進會對其發展起了促進作用,東鄉族各界人士積極參與宣傳興辦新式教育的行列。1913年導河縣(臨夏前身)回教教育促進會,東鄉族馬磷當選為會長,他多方動員民眾送學齡兒童入學、捐籌資金興辦教育,對東鄉族近代新式民族教育起到了首倡和示范的推動作用。1930年改導河回教教育促進會為臨夏回民教育促進會,東鄉族馬維良當選為會長,他為推進臨夏穆斯林教育的發展,將原鎮守使管理補貼官俸的東校場上下20畝水田捐為教育用地。1934年,東鄉族上層人士馬斌支持創辦了東鄉折橋中心小學。1938年,東鄉族馬國禮任寧縣回民教育促進會主任委員,東鄉族馬紹文任永靖縣回民教育促進會主任委員。因此,回教教育促進會在為東鄉族近代新式民族教育興辦學校,東鄉族各界人士參與興辦教育的行為,在東鄉族地區推進新式民族教育,提高東鄉族民族文化水準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這一時期東鄉族地區的伊斯蘭經堂教育亦有所發展,但經堂教育與普通教育相結合的步伐緩慢,在教學過程中仍不重視漢文教學。如河州的馬萬福(果園哈智)阿訇(1894―1934)于清光緒年間赴麥加朝覲并留學,“回來后目睹中國穆斯林師道之伊斯蘭摻雜著許多漢族風俗,于是展開了遵經改俗的運動。”致力于在西北地區大力發展伊斯蘭經堂教育,在培養阿訇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但他們在教學過程中都未能重視阿漢并舉,雖培養了一批大阿訇,而這些阿訇絕大多數不識漢字,只能用經堂語翻譯、講解經典,不能聽說,不能意譯,這與王浩然阿訇和達浦生等四大阿訇以及他們培養出來后代經漢兩通的阿訇相比有些遜色了。然而,他們在西北地區普及伊斯蘭經堂教育、培養教職人員、經學人才以及繼承、傳播、發展伊斯蘭教和民族文化等方面的貢獻是突出的。

      總之,東鄉族地區新式學校的創辦標志著東鄉族民族教育開始由單一型的伊斯蘭經堂教育向以近代新式民族教育為主、兼有經堂教育的多元型轉化。該時期東鄉族民族教育呈現近代新式民族教育和經堂教育同步發展的特征,為東鄉族現代普通民族教育的創立創造了有利的教育氛圍,奠定了一定的社會基礎。在東鄉族民族教育史上,近代新式民族教育具有著劃時代的意義。

三 、1949年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中國少數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都經歷了巨大的變革,中國政府在實施民族平等、團結、繁榮發展的民族政策的同時,積極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化教育事業,提高少數民族人口素質,促進少數民族經濟社會的發展,東鄉族的民族教育事業也隨之翻開了新的歷史篇章。東鄉族民族教育從體制、教育內容和教育形式等方面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民族教育發展納入了國民教育發展體制中,邁入了現代普通教育發展時期,在政府的積極支持和幫助下,東鄉族地區相繼建立了一批學校,學生人數逐年增加,東鄉族民族教育發展成就顯著。據統計,1949年初,東鄉族地區有9所小學,其中高小5所。1951年新建小學17所,學生增加到 1959人,其中東鄉族在校生1300人,占當年在校生總數的66.4%。1953年學校增加到29所,其中高小5所,初級小學23所,初小在校生人數為2416人。其中東鄉族學生1156人,比1951年增加156人,有教職員工85人,其中東鄉族教師4人,阿拉伯語教師5人。1955年在縣鎮創辦女校1所,招收女生95人。與此同時,增設小學9所,全縣有35所學校。其中專為東鄉族設置的學校有23所,在校生總數為2127人,其中東鄉族1123人,占當年在校生總數的52.8%。1958年東鄉縣小學猛增到101所,在校學生增加到16524人。

      東鄉族民族中等教育的起步較晚,1952年為適應東鄉族地區小學教育發展的需要,創辦了東鄉初級師范學校,有教職員工3人,學制3年,從1952-1963年,共為東鄉族地區培養小學教師311名。1953年,在東鄉初級師范學校附設初中班1個,招生40人。1953年,第二班招生43人。1956年,增加為2個班,學生增招為80人。1959年,創辦了東鄉族歷史上是第一所中學―東鄉中學,設有3個班,140名學生。

      60年代到1978年,“文革”期間東鄉族民族教育受到了影響,表現在學校和學生的數量時高時低,師資力量和教學設施嚴重不足,民族教育發展極不穩定。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東鄉族民族教育的發展,采取對東鄉族學生實行“雙免”,給中學生發放助學金等一系列的優惠政策和措施,東鄉族民族教育發展迅速,教育規模不斷擴大,教育結構、布局日趨合理。逐步建立從幼兒教育、小學、初中、高中完整的教育體系。職業教育、成人教育從無到有,取得了初步發展的成效。教師隊伍不斷擴大,師資水平明顯提高,教學條件明顯改善。東鄉族干部群眾對教育的認識水平提高,社會各界積極捐資助學。東鄉縣干部群眾捐資修建了唐汪二中、達板等學校。80年代中期,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副會長馬進成捐出自家承包5.5畝地,捐資5000元辦起了白莊小學。宗教界人士張明義相繼獻地504畝,捐資1.2萬元,創辦了大灣頭小學。縣委縣政府制定了“科技興縣”的發展戰略。1999年,頒布實施了《東鄉族自治縣教育條例》,逐步將教育納入法制化軌道。東鄉族現代普通民族教育通過20多年的發展,無論是教育規模、教學質量都較前有顯著的提高,九年義務教育的普及率逐年提高,文盲率逐年下降,人口素質不斷提高。據統計,2002年東鄉縣有各級各類學校184所,其中小學171 所(完全小學103所,教學點68所),完全中學3 所,獨立初中和八年制學校各4所,師范1所,幼兒園1所,在校學生31769人,其中中學生4331人,小學生27438人,適齡兒童入學率為85%,女童入學率為73%,現有教職工1878人。東鄉族現代普通民族教育與50年代相比發展速度加快,在校學生增加1.92倍,學校增加了1.82倍,教職工增加10.26倍,不僅有了本民族的大學生、研究生,而且有博士生。建國50多年來,東鄉族民族教育發展成就喜人,但也存在著教育基礎薄弱、青壯年文盲率高,辦學條件差,校舍嚴重不足、師資隊伍業務素質急待提高,教育經費不足等問題,這些因素制約著東鄉族民族現代教育的發展,使民族教育發展與東鄉族經濟社會發展相脫節。針對東鄉族現代民族教育中存在的諸多問題,應盡快地制定出切實可行的改進措施,使之盡早地步入良性循環的發展軌道。

      半多世紀以來,由于社會歷史等諸多方面的原因,東鄉族伊斯蘭教育基本上沒有得到改良與發展,特別是建國以來,經堂教育成為東鄉族民族教育的輔助手段,它與當今伊斯蘭世界教育發展水平現狀相比差距很大,在東鄉族民族教育史退居次要地位。因此,該時期東鄉族民族教育呈現出以發展現代普通教育為主,經堂教育成為輔助教育的特征。

       回顧東鄉族民族教育發展史的歷程,歸納起來,其教育類型可劃分為家庭教育、社會教育、新式教育和現代教育五種形式,而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成為東鄉族社會發育成熟的重要途徑。東鄉族群眾受教育的層次可以分為小學、中學、大學。從東鄉族群眾對教育的接受程度看,根據各個時期教育發展特點主要有自愿接受、強迫接受和積極接受三種不同方式,它們相互交織、共同伴隨著東鄉族民族教育的成長發展進程。

      一個民族勞動者素質的高低,直接影響和決定著該民族社會經濟及文化的發展進程,對東鄉族教育而言亦如此。在新的歷史發展時期,如何處理好伊斯蘭教育和普通教育間的關系,加快發展現代普通民族教育發展的步伐,提高東鄉族勞動者素質等問題,是擺在東鄉族現代化建設發展道路上急需解決的問題之一,應當引起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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