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遠古時代，印度與伊朗就開始了經濟和文化上的交往。據歷史學家考證，今天的印度人和伊朗人都發源于三千多年前來自高加索一帶講印歐語的雅利安移民，兩個民族在語言、文化和宗教信仰上有許多共同點，再加上兩個國家彼此相鄰，因此相互的往來相當頻繁。近代英國殖民主義者占領印度后，這種交往逐漸減少。1947年印度獨立后，它與伊朗的關系經歷一個復雜而曲折的發展過程：由開始的冷淡到六七十年代的升溫，由80時代雙方關系受挫再到九十年代的逐漸變熱。從當代全球戰略格局來看，印度和伊朗皆為地區性大國，兩者關系的變化無論對對南亞和西亞的地區形勢，還是對亞洲，乃至世界的政治形勢都有重要的影響。

 一、50－80年代的印度與伊朗

      印度獨立后不久，于1950年3月15日與伊朗正式建立外交關系。當時的印伊關系，由于國際形勢的影響與兩國在政治和外交路線上的分歧，有相當一段時間處于冷漠狀態。雙方只有商貿上的往來，而在政治領域卻交往甚少，甚至對立。

      造成這種狀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兩國在外交路線上的分歧。戰后，伊朗巴列維王朝采取了親西方的路線。伊朗國王認為共產主義是對其國家社會制度和領土主權的一種潛在威脅，擔心與蘇聯保持密切關系的伊朗Tudeh party會推翻他的政治體制。1955年11月，伊朗加入了由美國控制的帶有軍事同盟性質的巴格達條約組織，從此與美國和西方保持密切關系。相反，尼赫魯總理領導下的印度卻奉行一種不結盟的外交政策。二戰后出現了兩個對立的政治軍事陣營，印度采取了不參加任何陣營的方針。尼赫魯說：“我們不依附任何一個特殊的集團，這些集團不能以中立的、寬容的或任何別的態度來做事情……沒有一個大的集團對我們表示關切。他們認為我們是不可靠的，因為我們不支持他們的這種或那種道路。”[1] 其次，是納賽爾的因素。1952年7月23日，納賽爾上校領導的埃及自由軍官組織發動政變，一舉推翻了法魯克王朝，建立埃及共和國。后來，埃及與敘利亞合并，組建了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納賽爾反對君主政體，試圖用共和國體制統一阿拉伯國家，并且想做阿拉伯國家的領袖。尼赫魯與納賽爾都是不結盟運動的倡導者，因此他支持納賽爾做阿拉伯世界的領袖，并贊同他所奉行的世俗主義政策。相反，伊朗國王竭力反對納賽爾主張的“激進的共和體制”，把這些政策視為對伊朗王國安全的最大威脅。其三，是巴基斯坦因素。當時，為了反對納賽爾主義，伊朗國王采取了兩種對抗方式：他力圖把伊斯蘭教作為一種意識形態來抵制納賽爾主義，故而提倡伊斯蘭教徒加強團結，并鼓勵建立一個伊斯蘭國家集團。另外，他極力發展與非阿拉伯國家的關系，以減少伊朗的孤立狀態，因而把信奉伊斯蘭教的巴基斯坦作為他重點團結的對象。1955年伊朗和巴基斯坦都加入巴格達條約組織以后，兩國的聯系更加緊密。應當指出，伊朗國王加強與巴基斯坦的關系，是出于政治的目的，即把巴基斯坦納入抗衡納賽爾主義的一種力量，并不是針對印度的。但是，巴基斯坦在伊斯蘭世界一再宣傳它與印度在克什米爾的爭端并使這種爭端國際化，巴基斯坦這種態度必然影響印度與伊朗的關系。由于以上分歧和對立，印度與伊朗的關系一直處于冷漠狀態。

      1956年2月16日至3月9日，伊朗國王曾訪問印度。此間，他向印度總理保證，伊朗發展與巴基斯坦的友好關系，并不是針對印度的，也不是以犧牲伊朗與印度的友誼為代價的。訪問結束時，雙方沒有發表聯合公報。1959年9月，尼赫魯總理回訪伊朗，但是這次訪問并沒有消除兩國之間的政治鴻溝。總的說來，整個50年代印伊關系只是在商貿領域中發展，而在政治領域上兩國卻有很大分歧。

     到了60年代，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印度與伊朗的關系逐漸改善。1959年9月，美蘇首腦艾森豪維爾與赫魯曉夫舉行戴維營會議以后，兩個超級大國的關系有所緩和。60年代初期，美國的戰略興趣已由西亞大陸逐步轉移到印度洋。由于伊朗在美國全球戰略地位的下降，美對伊朗的支持也有所松弛。伊朗為了尋求外部援助，避免孤立，便著手實施一種獨立的外交政策­??結束與美國的特殊關系，恢復與蘇聯的正常關系。1962年9月，伊朗向蘇聯保證，它不允許任何國家在自己的領土上建立火箭基地。從那時起，伊朗與蘇聯的關系發生了實質性的改變。另外，伊朗國王對中央條約組織也失去信心，他不再重視這個條約的軍事作用，取而代之的是強調發展與該條約亞洲成員國的經濟和技術合作。因此，1964年伊朗與土耳其、巴基斯坦簽署了一個“地區合作發展條約”。但是，由于伊朗與巴基斯坦的經濟聯系有限，伊朗建議擴大該條約的成員國，把印度、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國也擴充進來。對此，巴基斯坦堅決反對，并且強調該組織的伊斯蘭教色彩。在這個問題上，伊朗與巴基斯坦發生了分歧。在這種形勢下，伊朗與印度的關系便開始改善。伊朗認為印度是南亞地區的大國，無論在政治和在經濟上都有重要影響。印度不僅是一個巨大的市場，而且在其他方面兩國經濟技術合作的前景也非常廣闊。對于印度來說，發展與伊朗關系有三點好處：伊朗親美政策的改變，符合不結盟運動原則；印度與伊朗發展關系，有益于削弱巴基斯坦在伊斯蘭世界的影響；印度缺乏能源，需要有伊朗穩定的石油供應。鑒于以上原因，印伊的關系逐步升溫。在1965年印巴戰爭中，雖然伊朗保持與巴基斯坦的正常關系，但是另一方面，伊朗大使向印度政府保證，伊朗與巴基斯坦的關系不會影響伊印關系，伊朗絕不會中斷對印度的石油供應。

      70年代，印度與伊朗的友好關系進入一個高潮。雙方領導人頻繁互訪，加深了政治上的理解和信任，促進了兩國經濟技術的合作。1973年7月，印度外交部長薩達爾?斯瓦蘭? 辛格訪問伊朗。同年12月，伊朗外長阿巴斯?阿里?. 卡拉特巴里回訪印度，他表示伊朗愿意加強與印度的經濟合作，希望印度向伊朗提供更多的商品、工業援助以及技術服務。由于雙方都有開展經濟技術合作的強烈愿望，因此1974年2月和7月，印度?伊朗聯合委員會分別在德黑蘭和新德里召開會議，商討兩國的經濟合作事宜。1974年4?5月，印度總理英迪拉.?甘地與外長斯瓦蘭?辛格分別對伊朗進行官方訪問，雙方討論了共同關心的國際問題以及雙邊關系。[2] 1975 年11月，印度外長斯瓦蘭?辛格再一次訪問德黑蘭，參加在這里舉行的第五屆印度?伊朗聯合委員會會議，商討兩國貿易、經濟和技術合作計劃。此次訪問最大的成果是，雙方簽署了有關投資6.3億美元共同開發伊朗庫德來穆克（Kudremukh）鐵礦的協議，這個協議是印伊關系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具有劃時代的意義。1977年6月，印度總理Ｍ?Ｒ?德賽執政不久，訪問伊朗。1978年2月，伊朗國王與王后回訪印度，兩國領導人交換意見，雙方在許多國際問題，如世界裁軍、西亞問題、印度洋和平區問題上，觀點是一致或接近的。頻繁的高層互訪，足以說明當時印伊友好關系已經達到了相當成熟的程度。

      1979年，伊朗歷史上發生了一件大事：霍梅尼領導的伊斯蘭革命運動推翻了伊朗國王，統治長達50余年的巴列維王朝宣布結束，取而代之的以宗教領袖為首腦的伊斯蘭共和國。伊朗革命以后，印伊關系受到很大影響。精神領袖霍梅尼指導下的伊朗政府把宣傳和捍衛純粹的伊斯蘭思想作為自己的使命，把保衛世界各地穆斯林的權利作為他們的神圣義務，因此極端的伊斯蘭意識形態成了伊朗外交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外交政策的結果是：一方面，伊朗想團結穆斯林國家，支持世界各地穆斯林的斗爭；另一方面，又與一些穆斯林國家發生沖突，如與沙特阿拉伯競爭伊斯蘭領袖，與伊拉克爆發戰爭等。1979年以后，伊朗在克什米爾問題上表現出強烈的伊斯蘭色彩，宣布“支持克什米爾穆斯林兄弟要求自治權利的斗爭”，“傷害巴基斯坦，就是傷害伊朗” [3]。在伊斯蘭國家組織中，伊朗與其他成員一起，通過了巴基斯坦提出來的有關克什米爾的解決方案。伊朗還對印度國內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宗教沖突極為關切，表示支持印度穆斯林的各種斗爭。由于以上原因，印度與伊朗關系又陷入低谷，在整個80年代一直處于下降趨勢。

二、冷戰后影響兩國關系的各種因素

      1991年蘇聯解體，兩大政治軍事集團對峙的局面結束，世界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面對新的國際形勢，印度與伊朗為了維護國家利益，不斷地調整自身的外交政策。在這種形勢下，共同的政治經濟需求以及安全戰略，使兩國逐步放棄前嫌，增加信任，關系一步一步的改善和升溫。

冷戰后，影響兩國關系變化的主要因素有：

（1）美國因素

      1979年霍梅尼領導的伊斯蘭革命推翻了與美國保持親密關系的巴列維王朝以后，美國便對新的伊朗政權采取敵視的態度。以宗教領袖為首腦的伊朗政府不僅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思想強烈，而且民族主義高漲，因而也對美國采取了針鋒相對的政策。此后，美伊兩國關系一直惡化。1980?88年的兩伊戰爭，一方面削弱了伊朗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另一方面也增強了美國在阿拉伯的勢力。特別是1991年的海灣戰爭，不僅鞏固了美國與阿拉伯國家的關系，而且也增強了美國軍事勢力在阿拉伯的存在。美國對伊朗的敵視態度和它在西亞勢力的增長，大大地削弱了伊朗在該地區的影響，使伊朗倍感困難和孤立。

       為了扭轉外交和經濟上的困境，伊朗不斷地調整外交政策。他們改變了原來外交戰略上強烈的伊斯蘭色彩，認識到國家和民族利益應當高于宗教的情感，因此在對外關系中逐步淡化伊斯蘭意識形態。另外，伊朗領導人也意識到，印度是南亞地區大國，政治和經濟實力雄厚，發展與印度的友好關系對緩解伊朗的孤立處境會大有裨益。對于印度來說，伊朗外交政策中的伊斯蘭意識淡化為兩國關系的復修奠定了基礎，與伊朗發展關系也可以制衡或削弱伊朗與巴基斯坦的特殊關系。因此，冷戰后印度與伊朗都有修復關系的強烈要求。

（2）中亞因素

       冷戰后，原蘇聯中亞地區的五個加盟共和國紛紛獨立。這些新生的共和國由于受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和極端主義思潮的影響，宗教和民族沖突加劇，政治上處于不穩定的狀態。中亞五國與伊朗比鄰，伊朗對北方鄰國的政治不穩定深感憂慮，擔心自己會被卷入這種沖突之中，也擔憂中亞難民會大量流入伊朗。出于安全的考慮，伊朗對中亞各國的民族和宗教沖突非常關切。另外，中亞國家由于剛剛獨立，經濟十分困難，急需外部的援助。伊朗的產品在中亞頗受歡迎，伊朗對中亞潛在的巨大市場非常感興趣。無論是從政治還是從經濟的角度，伊朗都愿意發展與中亞各國的關系。

         印度與中亞五國雖然不直接接壤，但是相距很近，它一直把中亞視為自己延伸的鄰國。在政治方面，印度擔心中亞各國伊斯蘭極端主義勢力的泛濫，會對克什米爾地區和印度國內的穆斯林產生影響。在經濟方面，中亞巨大的市場潛力對印度有極強的吸引力。早在蘇聯時期，印度就與這些中亞加盟共和國保持著緊密的經濟聯系。在安全方戰略方面，印度與中亞各國保持良好關系，可以抗衡巴基斯坦對這個地區的滲透和影響。因此，冷戰結束后印度竭力想在中亞地區發揮自己的作用和影響。

        共同的利益和需求使印度和伊朗在與中亞國家發展關系過程中相互接近，加強合作。例如，為了解決印度商品進入中亞問題，1995年4月，印度、伊朗與土庫曼三國外長在新德里簽署了合作開發利用三國海路、陸路的國際運輸協定。按照這個協定，印度商品由印度孟買港經波斯灣運到伊朗的阿巴斯港，由阿巴斯港經伊朗和土庫曼之間的鐵路和公路運到土庫曼，再由土庫曼運往中亞各國。

（3）阿富汗因素

         阿富汗是印度和伊朗的近鄰，塔利班政權在阿富汗的崛起，促使印伊兩國的聯系更加緊密。1989年蘇聯從阿富汗撤軍以后，阿富汗的政局一直不穩，各派政治勢力為爭奪權利，斗爭不斷。開始是控制喀布爾的拉巴尼政權和以杜斯塔姆為首的反對派聯盟兩大陣營，后來以普什圖族人組成的“塔利班”武裝異軍突起，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勢。1996年9月，塔利班攻克喀布爾，驅逐拉巴尼總統，建立了自己的政權。塔利班在政治、外交和宗教等方面所采取的極端政策，引起周邊國家的嚴重不安。塔利班粗暴地對待國內的什葉派少數派穆斯林，使伊朗廣大的什葉派民眾深感不滿和憤怒，塔利班大量生產和走私毒品也使伊朗感到憂慮。伊朗政府支持以拉巴尼總統為代表的溫和派勢力，主張建立一個由多民族組成的具有廣泛民眾基礎的政府。

       對于印度來說，塔利班政府的宗教極端主義和跨界恐怖活動對印度安全是一個嚴重的威脅，不僅塔利班宣揚的伊斯蘭極端思想會影響到印控克什米爾地區和印度國內的穆斯林，而且它所支持的極端組織和拉登領導的“基地”組織也與克什米爾地區的伊斯蘭極端組織有密切聯系，甚至搞一些跨界恐怖主義活動。印度對此深感不安。另外，從地緣戰略來講，巴基斯坦一直支持普什圖人組成的塔利班政權，與其保持親密的關系??這會使印度在戰略安全上感到極大的壓力。

      因此，在對待塔利班問題上，作為近鄰的伊朗和印度態度和立場十分接近，這種近似的立場必然促使兩國進一步加強聯系和合作。

（4）能源因素

       伊朗盛產石油、天然氣，是世界上居第五位的產油大國，天然氣儲量居世界第二位。伊朗伊斯蘭革命以后，美國和西方一直對伊朗采取敵視政策，對其實行經濟制裁。1980至1988年的兩伊戰爭，使伊朗國力消耗極大，經濟日漸衰退。冷戰結束以后，伊朗極力尋找能源出口市場，以解決國內的經濟困難和失業問題。印度正是伊朗所尋覓的能源合作伙伴。

      印度缺乏石油，近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每年都要從國外進口大量的石油。能源安全在印度的對外戰略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尋找一個每年都能向其提供大量而便宜的石油天然氣資源的國家，一直是印度對外戰略的需要。因此，能源合作是印度與伊朗發展友好關系的重要動力之一。

      為了解決伊朗的天然氣運往印度的問題，兩國面臨著四種選擇：其一，最便宜的辦法是，在印伊之間修建一條經過巴基斯坦的陸上輸氣管道；其二，在印伊之間，沿著巴基斯坦的大陸架，修建一條海上輸氣管道；其三，從伊朗的波斯灣到印度的西海岸，鋪設一條海上管線； 其四，在伊朗把天然氣液化后，再用船舶運到印度，此法雖安全，但成本很高。前兩種辦法雖然好，但是由于目前印度與巴基斯坦的關系，印度是不可能同意的。從90年代以后，印度與伊朗政府多次進行談判，商討修建輸氣管線問題，但是由于安全和資金等等問題，一直沒有結果。

（5）經濟因素

      美國長期的經濟制裁和封鎖以及八年的兩伊戰爭，給伊朗經濟帶來了嚴重的破壞和損傷。為了打破封鎖、恢復經濟，伊朗必然要向外尋找經濟合作伙伴，在這方面伊朗看中了自己的近鄰、南亞的大國??印度。印度近年來經濟發展很快，而且是一個低成本的科技產品供應國，完全適應伊朗的國情和科技水平。因此，伊朗極力想擴大與印度的經濟和科技合作。從印度來看，與伊朗發展經濟合作，一方面可以擴大印度產品的市場，提升其經濟實力；另一方面，也可以擴大印度在阿拉伯世界的影響，從戰略上抵消巴基斯坦在這里的勢力和作用。因此，冷戰后印伊兩國經濟和技術合作日益加強。

     印度與伊朗在許多領域，如海運、鐵路、電力、通訊、郵電、環保、旅游等方面都簽署了合作協定。伊朗還要求印度支持它參加世界貿易組織，請求印度幫助它成為17國集團和77國集團的成員。1991年，印度與伊朗談判，印度同意幫助伊朗建設一個發電10兆瓦的核反應堆。對此，美國堅決反對，威脅要斷絕對印度的高技術轉讓。但是，在這個問題上，印度卻毫不妥協。

 三、90年代以后雙方關系的發展

        在20世紀80年代，由于伊朗外交政策中伊斯蘭意識形態異常強烈，印度與伊朗關系受到很大的挫折。冷戰結束后，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伊朗的外交政策也在不斷的調整，民族和國家利益受到高度重視，而伊斯蘭意識形態逐漸下降。印度與伊朗的關系也隨之不斷的改善和升溫。

     1991年11月，印度外交部長M ? 索蘭基訪問伊朗，會見了伊朗總統拉夫桑賈尼。拉夫桑賈尼向印度表示友好，他說，伊朗認為克什米爾問題是印度的內部事務，反對把這個問題國際化。伊朗不會干涉印度的內政，希望在各個方面發展與印度的友好關系。[4]  1992年11月，伊朗外長阿里?阿克巴爾? 維拉亞提訪印，并參加第六屆印度?伊朗聯合委員會會議，商討雙方的經濟合作事宜。

      1993年9月，印度總理M?拉奧應邀訪問伊朗，這是兩國關系史上的一件大事。1979年伊朗革命以后，印度總理第一次正式訪問伊朗，這次訪問對推動兩國關系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訪問前夕，伊朗總統拉夫桑賈尼說，他將與印度總理討論亞洲合作問題、印伊兩國間經濟合作的具體步驟，以及共同關心的地區和世界事務，包括克什米爾和印度穆斯林問題等。他還聲明：“我們只想談判，共同找到一個解決的辦法。”[5] 拉奧總理抵達德黑蘭時，拉夫桑賈尼總統親自到機場迎接，后來拉奧又受到伊朗精神領袖哈梅內伊的親切會見，這些足以見伊朗方面對此次訪問的重視。訪問期間，拉夫桑賈尼總統承認克什米爾問題是印度的“內政”，并表示印度在與巴基斯坦解決這個問題時，伊朗可以提供幫助。他還強調，伊朗與印度發展合作關系不僅促進兩國的經濟繁榮，而且還可以促進整個中亞地區的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應當提升兩國之間現有的合作機制，以促使雙方在經濟、科技和文化方面的交流更有規律。

       此后，兩國高層領導接觸增多，進一步加深了相互理解和信任。1994年3月，印度外長D?辛格訪問德黑蘭。1995年1月，伊朗外長阿里? 阿克巴爾? 維拉亞提訪問新德里。1995年4月17-19日，拉夫桑賈尼總統訪問印度。這是伊朗總統第一次訪印，此次訪問是兩國關系史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它扭轉了雙方多年來的不正常關系。拉奧總理親自到機場迎接，拉夫桑賈尼總統在機場對記者講：“你們可以說，我這次是來印度朝圣的。”[7] 此話充分體現了伊朗對改善印伊關系的誠意和良好愿望。在訪問期間，拉夫桑賈尼多次講話都回避了克什米爾問題和巴布里清真寺事件。他表示希望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應當相互尊重，加強合作，以促進南亞地區的政治穩定和經濟繁榮。他還說：印度反對英國殖民主義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為其他國家樹立了榜樣，“我們就從你們的斗爭中學到了許多東西”。[8]  這次訪問最重要的成果是，印度、伊朗和土庫曼三國在新德里簽署了有關伊朗提供鐵路和公路使印度商品可經伊朗進入土庫曼的國際運輸協定。此協議是三國外長在伊朗總統和印度總理出席的儀式上正式簽署的。這項協定的簽署表明，伊朗和印度高度重視與中亞的關系，雙方愿意在這方面攜手合作，共同發展。此外，印伊兩國還簽定了五個協議，即在旅游、通訊、環境保護、文化交流和防止毒品走私方面加強合作的協議。拉夫桑賈尼總統的訪問，為以后的印伊關系開創了一個新的階段。

      印度與伊朗的關系從此逐漸走向成熟。兩國外交官員開始定期召開會議，交換意見，高層官員之間的訪問進一步頻繁。1996年1月，伊朗外長維拉亞提訪印，商討兩國政治和經濟合作事宜。10月，印度副總理K? R? 納拉亞南訪問伊朗。11月，伊朗議會發言人納提克? 諾烏里訪問新德里，雙方簽署了建立印度?伊朗商業聯合委員會的協議。1997年，伊朗政局發生變動。穆哈邁德?哈塔米當選伊朗新總統，并任命卡瑪爾?哈拉茲為新的外交部長。上任后，他們均表示，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繼續擴大伊朗與印度的友好合作關系。1998年9 月，印度總理瓦杰帕伊與伊朗總統哈塔米在南非城市德班召開的國際制造業協會高級會議上會見，討論了經濟合作和共同關心的阿富汗等問題。1999年2月，伊朗新外長哈拉茲訪問新德里，參加在那里舉辦的第十屆印度?伊朗聯合委員會會議，他受到印度總統和總理的親切接見，并與印度商務部長和石油天然氣部長討論伊朗石油出口印度的問題。

      在90年代，隨著政治關系的發展，印度與伊朗的經貿關系也在穩步上升。雙方在石油、天然氣、化肥、鐵路運輸等方面都有良好的合作，并取得顯著的成果。兩國的貿易額不斷上升，例如，印度對伊朗的出口額，1991-92年度為3000萬盧比，1995-96年度為5130萬盧比；印度從伊朗的進口額，1991-92年度為1億4348萬盧比，1997年3-4月就上升為1億9688萬盧比。印度從伊朗進口的主要商品是石油，向伊朗出口的大宗商品是茶葉等。1995年4月，為了加強印度與中亞國家的經貿聯系，解決印度商品經伊朗進入中亞的通道問題，印度與伊朗、土庫曼三國在新德里簽署了合作開發三國海路陸路運送貨物的國際運輸協定。按照協定，印度的商品由印度孟買港經波斯灣運到伊朗的阿巴斯港，由阿巴斯港經伊朗和土庫曼之間的鐵路公路運到土庫曼，再由土庫曼轉運到中亞各國。三國外長同意建立一個三方聯合委員會，以監督國際運輸協定的實施。由于印度與中亞國家不直接接壤，印度商品要運往中亞非常困難，因此這項國際運輸協議的簽署，對于印度與中亞關系的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進入21世紀，印伊關系關系進一步加強。印度的外交戰略是希望與伊斯蘭世界建立更穩定的友好關系，以緩解巴基斯坦的敵對態度，并在克什米爾爭端中爭得伊斯蘭國家更多的同情和支持。因此，加強與伊朗的關系正是其外交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2000年5月，印度外長賈斯萬特?辛格訪問德黑蘭，他此行的目的是想進一步提升印伊關系，使之上升到更高的戰略地位。此外，他還參加了在德黑蘭舉行的第十一屆印度?伊朗聯合委員會會議。在會議上，雙方討論了在農業、工業、科技、交通運輸、能源、貿易等各經濟領域加強合作的問題。

2001年4月10?13日，印度總理瓦杰帕伊訪問伊朗，這是新世紀以來兩國關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雙方關系進一步提升的標志。訪問期間，兩國領導人就雙邊問題和國際問題廣泛地交換了意見，并發表了聯合聲明，即所謂的“德黑蘭宣言”（The Tehran Declaration），此外還簽署了六個有關經貿、關稅、信息技術、能源、電力和科技等領域合作的協議。此次訪問的成功，使印伊關系又上升到一個新的臺階。[9] 2002年3月，印度外交國務部長奧瑪爾?阿杜拉訪問伊朗，討論經濟合作、地區問題和阿富汗等問題。4月，印度住房、城市建設部長訪問德黑蘭，與伊朗住房部長商討兩國城市建設合作事宜。

      進入新世紀，雙方經貿合作飛速發展。1999?2000年度，兩國貿易總額為14億美元；2000??2001年度，貿易額上升到23.8億美元，比上一年增長50%以上，其中印度出口為3.45億美元，伊朗出口為20.4億美元，主要是石油。[10] 2000年9月，為了打通印度商品進入歐洲和中亞地區的通道，印度、伊朗和俄羅斯簽署了“南北國際運輸走廊”的協議。按照這個協議，印度商品從印度孟買經波斯灣運到伊朗阿巴斯港，從阿巴斯港經伊朗的鐵路公路運到伊朗里海邊上的安扎里港，從阿巴斯港經過里海運到俄羅斯的阿斯特拉罕港，再從阿斯特拉罕港經俄羅斯運往歐洲和中亞等地區。2002年1月，印度、伊朗和俄羅斯三國運輸部副部長在新德里召開會議，商討此協議實施的具體方案。

      展望未來，印度無論從戰略安全的角度，還是從經濟發展的角度，都會繼續加強與伊朗的友好合作關系。從戰略安全上看，印度與伊朗發展友好關系可以擴大其在伊斯蘭世界的影響，亦可制衡和削弱伊朗與巴基斯坦的特殊關系。從經濟發展上看，印度是個能源短缺的國家，需要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氣，而伊朗現在是OPEC組織的第二大產油國，伊朗的石油儲量約占世界總儲量的9%，天然氣儲量在世界占第二位，因此兩者的能源和經濟合作前景廣闊。此外，為了發展與中亞各國和俄羅斯的關系，印度商品也必須借助伊朗通道運往中亞和俄羅斯，這樣可大大縮短運輸路程，減少商品成本。因此，印度愿意與伊朗合作，積極開發兩條“南北國際運輸走廊”（一條經土庫曼，一條經俄羅斯）。可以預見，印度與伊朗之間的政治和經濟合作關系在新的世紀將會進一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