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伊斯蘭教育始于經堂教育，經堂教育進行了幾百年，隨著國家改革開放的縱深發展，伊斯蘭教育在中國又緩慢地發展起來。經過２０多年的探索與發展，收到了一些成效，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于是大家都在喊教育失敗了，要改。下面就談一些個人的認識和看法，供參考。

一、遺產

經堂教育留給我們三樣遺產。首先是它的形式，以清真寺為中心是伊斯蘭教育的傳統，這種形式散漫但卻有極強的適應性，它要求不高，宜于普及。對滿拉學習年限不限制，給學習條件和能力不同的滿拉完成學業提供了保障。從初級到高級甚至大師都可以是在這樣的環境中被培養出來，只要你有精力和時間，這種自由的形式應當是教育最好的形式。但時代的快節奏要求人們過一種只知生存而不要思索的生活，這種散漫的形式注定要為它的自由付出代價了。

其次是經堂教育的內容：經堂教育所教授的內容豐富而全面；涉及字法，語法，文法，修辭，邏輯。哲學，這簡直就是為培養哲學家而設定的課程。《古蘭經》、《古蘭經》學、圣訓、教義學、教法學（這是成為一名宗教學家必修課程）還饒有興趣地是加上了一門提升人生活修養品位的世界文學名著——《薔薇園》——并且是用波斯語講授的。試問現代教育中哪一所大學所設立的專科有如此全面，又有那一位教授能同時精通語言學，邏輯學，哲學，宗教學，文學？有這樣的教授簡直可以稱為大師了，可伊斯蘭經堂教育的經師們必須精通這些。他們初學時不諳漢語卻必須學會兩種外語——阿拉伯語和波斯語，然后再用漢語表述出來。要知道把上述經典用漢語準確表述出來是非常困難的，這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文化。一些中心詞匯從它所表達的內容方面來說，簡直是不可翻譯的。盡管如此，先賢們硬是憑著智慧和毅力創造出了一整套經堂教育用語。客觀地說，有些經堂用語對原文準確的表述是現代漢語所無法比擬的．但時代畢竟在變，經學大師的傳承者們把守業當作了終生大事，而無視時代的巨變，終于只能生活在現代而講著明清的話語了。

再次，經堂教育所留給我們最為重要的是一種嚴謹和執著的伊斯蘭精神，經堂教育中最為缺乏的是倫理方面的教材，滿拉們的人格培養不是通過理論學習而是通過師傅和周圍群眾的言傳身教。師徒如父子，那種圍炕而坐或者聚室而論的授課方式使師徒間有一種無法用語言表達的心靈間的溝通。經師的整個日常生活是和教門息息相關的，言談舉止無不符合伊斯蘭的禮數。淡泊的生活，終生執著的追求，這一切都深深地刻印在滿拉的心上，并且最終從形式和精神上被傳承下來。現在改良教育失誤的最主要因素是改良前兩項的同時，第三項，也就是最重要的一項沒能很好地被繼承下來，它被我們的浮躁改良掉了。要用心去對待經堂教育，不然的話你是理解不了的，不是它落后了，而是時代有了新的要求，在新的要求下，經堂教育顯出了它的局限性，我們需要的是繼承，補充和完善，注入新的活力，而不是不加思索、毫無理由的擯棄。

二十世紀初開始的改良教育具有里程碑意義，教育者們所達到的高度、涉及的深度、以及與當時社會思潮的呼應等方面都是現在改良教育者難以企及的，無論學養，精神氣質和使命感，都需要不斷增強，才有可能像他們那樣去切入社會。前輩留給我們許多經驗，但更重要的是思想精神的傳承。

二、現代改良第一代

許多人在談到伊斯蘭教育的恢復時，總是想當然地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而實際上，即使在文革最為瘋狂的時代，也有許多懷有強烈傳承意識的阿訇，冒著被殺頭判刑的危險艱難地培養著“火種”。黃萬鈞阿訇無疑是那個時代最為杰出的代表。在高壓年代，他是一位自治區民委干部，被降為水泥板廠的拉車師傅，時代巨變所強加給他的一切壓迫，他都能默默地承受并堅忍地生活下來；但他無法承受摯友陳克禮阿訇被無理槍決的事實，當陳克禮烈士犧牲的消息傳到內蒙古呼和浩特市時，這位生活在社會底層的阿訇再也無法沉默了，他拍案而起，“我再不站出來，伊斯蘭在中國就沒有希望了”。他頂著時代的逆流，搞起了伊斯蘭地下教育，打一槍換一個地方，怕跟蹤，怕查抄，只能今天在一位青年穆斯林家中學習一晚上，明天就要換另外一家。而且每次學習，外邊必有學習班的學員站崗。就這樣，經過現在人無法想象的無數次斗爭，終于由地下到公開，由點到面，成就了后來的“小寺現象”，涌現出了一批提著腦袋搞伊斯蘭教育的小寺鄉佬，這種精神也影響到了全國。

１９７８年，中原大地刮過一絲春風，黃萬鈞阿訇已敏銳地覺察到了這細微的變化，毅然由內蒙古回到河南老家白寨清真寺任教，并創辦了當時中國第一所穆斯林學校，吸引來自全國各地百余名如饑似渴的學子前來投學。麻煩接踵而來，自省上到地方再到基層，由民委、統戰部、宗教局、教育局、公安局等部門組成的找麻煩小組，像串門似地來造訪、施壓，但黃萬鈞阿訇以他高度的前瞻性和超人的膽量，頂著來自四面八方的干擾和壓力培養了第一批教門的骨干，并且在教學形式和內容方面摸索出了一套很見效的經驗。

伊斯蘭教育恢復之初，各地清真寺相繼開放，急需大批阿訇，可是經過這幾十年的折騰，留存下來的阿訇多是解放后還沒有真正畢業的海立發，這時只能是倉促上陣，接過了教育和宣傳的接力棒。盡管如此，各地仍有許多坊上請不來阿訇，有鑒于此，黃萬鈞阿訇對傳統教學內容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刪除經堂教育中不實用的一些教材，直接以《古蘭》、《圣訓》做教本進行信仰和行為教育，輔之以簡明教法，同時以獨具一格的教學方法，讓學生在兩星期內完成語音學習，一年內精通阿拉伯語語法（傳統方法要三年以上），以短平快的教育方式培養急需之才。他清楚地知道，讓學生抱著經堂教育傳統教本苦學十幾年已是不可能的事了。

黃萬鈞阿訇開創了以清真寺為依托，以改良為契機，不斷吸收新內容的一種教育形式，其特點是以信仰教育為核心，培養學生的責任心，不脫離群眾，學生與群眾有一種自然親切的關系，所以在這種教育模式下培養出的學生，在可能的情況下，大多選擇去清真寺任阿訇，做基礎工作，黃萬鈞阿訇堪稱當代中國伊斯蘭教育改革第一人。

臨夏，這個在文革中伊斯蘭遭受損失最嚴重的地區，向以保守著稱，宗教政策剛一恢復，許多穆斯林把精力投向了恢復清真寺的工作中，這時，出現了注定要在中國伊斯蘭教育史上不能被忽視的一位民間教育家——臨復中阿學校的創立者——白哈阿訇（即馬志信阿訇）。他要為伊斯蘭的教育做一件當時許多人連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脫離清真寺內的人事干擾，獨立興辦教育，在幾間殘破的房屋內，開始了他的教育改革之夢。壓力可想而知，他一度曾被一些頑固而又目光短淺的阿訇們斷出了“圈外”。正是這位“圈外“人士，像黃萬鈞阿訇在呼和浩特一樣，在七十年代就在臨夏搞起了地下教育。正是這種忘我的犧牲精神，培育出了現在活躍于國內教育第一線的一大批精英。白哈阿訇所運用的教育從內心深處出于一種摯愛，對學生很嚴厲苛刻，但學生卻心悅誠服。

白哈阿訇所開創的以脫離清真寺而獨立辦教育的模式，它所培養出來的學生大多會選擇在學校任教，對于煩人的瑣事，有一種本能的反感．這種處事態度為進一步的學術活動留下了余地。

在改革開放后掀起的教育浪潮中，山西長治的馬守信先生是個例外，這位略帶傳奇色彩的人物，以他的執著和對社會的洞察力在教育領域內走出了完全不同于傳統也不同于改良教育的另外一條路，他把阿拉伯語語言的教育放在了首位，而把宗教教育放在了陪襯的位置，同樣采用了脫離清真寺獨立辦學的模式，他和白哈阿訇不同的是，他是以商業為目的，而后者是以宗教為目的。

馬守信先生的主要貢獻，在于把中國高等院校阿拉伯語語言教學模式引入到穆斯林的民辦教育中來，培養了第一批穆斯林青年翻譯者，并掀起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學習阿語熱潮。這種脫離清真寺，而又不以宗教為目的的辦學模式培養出來的學生大多是些思想自由、關心自身發展的自由職業者，很少有愿意去從教或任阿訇的人，除非是有較為滿意的條件。

中國傳統經堂教育中沒有漢語這一科，在西北一些較為保守的地區甚至出現了排斥漢語學習的現象，清真寺恢復教育之初，學生們能讀到的漢語讀本大概只有“教義捷徑”、”初步淺說”等有限的幾種，而當時進入清真寺或學校學習的學生大多為初中生和部分高中生，這些讀本遠遠不能滿足他們如饑似渴的求知欲望。這種現象持續了幾年，直到云南馬恩信老師的譯本出版才慢慢地改變了這種狀況。

馬恩信老師的譯著活動起到了開風氣之先的作用，給新的改良教育注入了一股活力，給青年們打開了另一扇窗口，教育不僅僅是口傳心授，它更需要譯著來豐富，現在我們能讀到漢語伊斯蘭讀本不下百種，盡管有《布哈里圣訓實錄》和《圣學復蘇》這樣一流的翻譯作品問世，但所有譯著都沒有超過當年馬恩信老師翻譯的《箴言》和《伊斯蘭的合法事物與非法事物》所產生的廣泛影響。后來馬恩信老師還創辦了“納家營伊斯蘭經學院”。

中國伊斯蘭教育恢復之初涌現出的幾位領路人，除了他們自身深厚的經堂教育功底之外，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改良教育的影響，是承上啟下的關鍵人物，從黃萬鈞阿訇、白哈阿訇、馬恩信老師的身上，可以體現出中國伊斯蘭教育的傳統精神。這種精神是伊斯蘭教育成功的關鍵，而這種精神是通過學生自身的感受繼承下來的，不是任何一位教育者可以通過課堂教育能夠傳授的。馬守信先生的務實，從現象上來講也給現在所進行的教育帶來了某種程度的影響。黃萬鈞阿訇和白哈阿訇所進行的改良教育，從需要方面來講是一種應急性的教育，中國伊斯蘭教育荒蕪一片，急需人去墾荒，來不及精雕細刻。從某種程度上講，這種改良教育的水平遠沒有達到二三十年代改良教育的水平，畢竟是在中斷了幾十年之后的從頭再來。

近十幾年，阿語學校迅猛發展，大小不一，大約在三十所以上，課程和硬件設施不斷地更新，教師隊伍不斷地擴大，畢業生源源不斷，但卻很難培養出像黃萬均和白哈阿訇早期培養的第一批和第二批那種質量的人才。許多人在問，我們的教育怎么了？

就像我們不能理智地對待傳統經堂教育一樣，現在許多人也沒有清醒地對待現在的阿語學校，改良教育，認為它不實用，培養出的學生不能很好地適應商業社會的要求。要知道，盡管沒有全國統一的標準，但它的穆斯林群眾參與性就決定了它的宗教性質，而不是商業性質，改變目前這種性質，也許會有所成功，但從長遠來看，未必就是方向。文化教育的投入向來就不像商業投入那樣立竿見影，有投入就有產出，很快捷，也很現實，也最能吸引人。文化的投入者只是一些智者和向往遙遠回報的那些人，所以急功近利的民族是很難培養出“大家”來的，中國穆斯林沒產生過“經注家”、“圣訓學家”以及與我們生活密切相關的“教法學家”。世代變了，人們的心態也在改變，社會的要求也在變，要知道，８０年代求學的大部分學生是被培養的，而現在的許多學生是被教育的，前者求學的目的是振興，現在大多只是為了謀生。那時看到問題，大家就去干，現在是見到問題，只會站著說，現在阿語學校雖然在數量上比上世紀八十年代多出了許多倍，師資隊伍在不斷壯大，生源也在逐年增加，但是不容懷疑的一個事實是，師資隊伍的整體素質在下降，不單是說教師的知識水平，更重要的是對伊斯蘭發展命運的關切精神。拿生命去辦教育和拿工資去教書結果是不一樣的，把伊斯蘭教育當做事業去干和當做職業去搞，產生的效果更不可同日而語。現在生源雖然很多，但是大多都沒有感受到時代強加給伊斯蘭的壓力，他們覺得教門興亡和他們沒有多大的關系，他們不知道一個民族被迫失去信仰的生活是何等地痛苦。商業社會慫恿人的欲望，又把人放在一個可以量化的虛妄的社會中。一切具有精神意義的思想信仰建設顯得重要和迫切，可是在湍流的沙灘旁建筑穩定的大廈是多么的不易，大部分阿語學校畢業的學生和從國外“洋”回來的學生在廣州和義烏的商業大潮中的表現，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也徹底暴露了現在阿語學校教育存在的問題。

       （牧之：原名陳玉峰，青年穆斯林學者，現任云南沙甸特格瓦阿拉伯語職業中學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