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哈穆德-阿里-塔伊布馬鳳俊  編譯

         提起列夫-托爾斯泰，這位在政治學，社會學和宗教史等諸多領域內有極深造詣的世界文壇巨匠，我想每個人都能如數家珍地道出他的《戰爭與和平》，《復活》和《安娜-卡列尼娜》，但誰又知道，托爾斯泰和許多歐洲的名流一樣，是一位將其伊斯蘭信仰深藏在內心的穆斯林！這位八旬老翁去世前離奇的離家出走一直牽動億萬受其文學滋養的文學愛好者的心，但誰又知道那是因為他無法忍受他妻子——一位虔誠甚至狂熱的的基督教東正教徒——的迫害和惡劣待遇？于是，在那雨急風狂的夜晚，八十二歲的老人偷偷溜出他的豪華別墅，逃離他妻子的非人待遇，逃離這個黑暗的世界。幾天后，在一個遙遠的小村子（阿斯塔普瓦）的火車站里，人們發現了他的遺體和他口袋里的遺囑，他強烈要求家人，特別是他深愛的小兒子米哈伊里不可受謠言蠱惑而敵視符合理性和邏輯的宗教——伊斯蘭教，他還要求家人在他去世后出版他的小說《哈吉-穆拉德》，同時，他叮囑幾個從小就受他信仰自由，熱愛科學，不憎惡伊斯蘭和穆斯林的熏陶的兒子務必遵循他的道路，遠離酗酒，賭博和縱欲，他還要求幾個兒子無論如何不可允許他們的母親以基督教告別親人的習俗看他最后一眼。這份遺囑落在一位精通俄語的土耳其伊瑪目手里，他在1877-1878的土俄戰爭之前的一場邊境戰役中被俄軍俘虜。

        妻子孔緹莎一直強求托爾斯泰在星期天和宗教節日期間，在朋友和要人的婚禮上和殯禮上陪她去教堂，這使他更厭煩了，最后干脆拒絕去教堂，她樂意也好不樂意也罷。于是她便開始整治他，說托爾斯泰盡管富有但傾向于簡單樸素的生活，不在乎吃穿，并污蔑他對落后的游牧人的生活情有獨鐘，而她自己卻華衣貴服，高茶貴飯，美酒佳肴，而事實上是因為她知道丈夫放棄了基督教而改信了伊斯蘭。但她聽從她的一位牧師朋友的建議沒有向外界公開他改信伊斯蘭一事，因為一旦她公開此事，就沒有什么能阻止托爾斯泰公開他的信仰了，那樣的話，倆人的生活也就到頭了，這還是小事，更嚴重的是東正教會會因此而顏面掃地，威信盡失，同時也是對其他和托爾斯泰一樣因各種原因隱藏其伊斯蘭信仰的人的莫大安慰和鼓勵。

        托爾斯泰無情地批判一些已失去宗教功課實質而只為沽名釣譽的傳統宗教禮儀，特別是人們對低于其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的階層的態度，他更是痛心疾首，而他的妻子正是其中一位。他不時流露對只重視形式的東正教的嘲諷，認為其華麗壯觀的教堂不似信徒一心向主的禮拜之地，倒像是一座座展示世間富貴的豪華劇場。他從不掩飾對著金衣披銀裘的教會上層的憎惡與諷刺，這更使他的妻子心懷怨恨，并認為她丈夫從小就對東正教會的信仰有深深的懷疑，這使他在十八世紀七十年代時就已徹底與這一他祖輩信奉的宗教決裂，并開始追尋其心靈的真正歸宿，希望找到東正教里哪怕是一些能讓他安心的，對鰥寡孤貧若有更多關懷，對圣像和神父的奇跡少一點狂熱的范例。

        托爾斯泰的內心正經歷著激烈的沖突與矛盾，而妻子仍然在他耳邊喋喋不休，盡管她已確知丈夫不可能再聽她一點了，但她對神父所說的一切深信不疑，她在他面前承認所犯的罪過，并求他饒恕，然后誠惶誠恐地領受贖罪詞。

        就在這種情況下，土俄戰爭中一群土耳其士兵被俘，其中有土耳其和高加索的教法學家，他們是土耳其軍隊里的伊瑪目，沙皇政府將圖拉城附近一座廢舊工廠當作戰俘營。

        托爾斯泰在此戰俘營旁邊有一座很大的莊園，他經常來此休閑，游泳，享受純凈的空氣，命運就這么為托爾斯泰追尋心靈歸宿的旅途描畫好了里程碑，并為他接近伊斯蘭，從而深刻了解伊斯蘭準備好了契機。出于強烈的獵奇心理，戰俘營剛一建好，托爾斯泰就在幾個兒子和戰俘營管理人的陪同下前來造訪，他想了解穆斯林在囚禁中的生活，心理，情感，試圖零距離感受他們的實質，而更重要的是了解他們的宗教和他們是如何遵循和實施宗教命令，并完成宗教功課，又是如何規避其禁戒的。在走近那些土耳其戰俘之后，托爾斯泰發現他們大都中等身材，頭戴紅色帽子，非常自尊，特別注意身體和服裝的衛生，他們極力掩飾眉宇間的憂傷，這使他回想起在二十年前親眼目睹的一幕：一群車臣人在他們的領袖和伊瑪目夏米里的領導下亡命地抵抗俄國沙皇對他們祖國的侵略，最后戰敗被俘，托爾斯泰前去和他們會面，在他們臉上看到了同樣的憂郁笑容。

        托爾斯泰開始重讀他在高加索北部的政府機構里任職時所寫的一部小說《哈吉-穆拉德》。在這本小說中，通過從俄羅斯士兵那里聽到的有關車臣穆斯林戰士無畏的英雄氣概和蒙古穆斯林戰士名滿天下的亡命赴死精神，托爾斯泰深情刻畫了他第一次接觸信仰伊斯蘭的民眾的感受和對他們的敬佩之情。或許是和高加索，土耳其的教法學家們的會面使他有所警覺，他叮囑他們不要在他生前出版《哈吉-穆拉德》，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因為在此書中流露了他對車臣穆斯林的深切同情。若非命運的安排，他又如何能親眼目睹他們無畏地沖向比他們裝備精良，人數又比他們多得多的正規軍，那是在他和同事們履行公事期間，看到一群俄國軍隊驚慌失措地抵抗車臣人的突然襲擊。他們閃電般的突襲使俄軍膽戰心驚，他們的赴死精神讓他深為折服。

       在多次造訪之后，雙方都混熟了，很自然，托爾斯泰從談話中對他們了解了很多。當得知他們中大部分人的行囊中都有一本《古蘭經》并每天抽空恭敬地誦讀幾頁時對他震撼不小。盡管這群戰俘飽嘗囚禁之苦，但對戰俘營主管對他們按時念召喚詞作禮拜，在齋月封齋，并慶祝一些宗教節日的寬大政策感恩戴德，欣慰異常。每次從戰俘營回去，幾個孩子，特別是米哈伊利，就圍著他七嘴八舌地問他一天的見聞，他便以他小說家的才情為他們娓娓道來。

       研究托爾斯泰的歷史學家說米哈伊利是托爾斯泰最小也最受他疼愛的兒子，他深受其父思想的影響，對他母親不可缺席教堂的禱告和必須祈求神父的祝福的叮囑聽而不從，盡管他那時年齡還小，但對母親虐待父親的行為耿耿于懷，并認為父親在那凄冷的雨夜悲傷地離開富比宮廷的家出走，最后像個無家無親的流浪漢凄涼地死去，他母親是元兇。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失敗之后，米哈伊里便離開母親離開家人流浪在外，然后在二十年代末離開俄國遠赴法國，之后轉道去摩洛哥，遍訪其地名勝，特別是清真寺，蘇菲修道團等。之后他便定居摩洛哥，直到1944年去世，年近八十。

       是什么原因讓米哈伊里偏偏選擇摩洛哥這一伊斯蘭國家來度過他的余生并在那里發表俄羅斯文學，而那時的摩洛哥并沒有幾個人讀它？他那么做是為了實現其父生前欲在伊斯蘭國家生活的遺愿，那他從小就聆聽最后在內心深深植根的愿望？或許父親的愿望已變成他的愿望，于是便用余生來實現它？米哈伊利的同代人中有不少人說他也已歸信了伊斯蘭，他沒有宣布信仰是因為害怕母親和她的代理人要取消改宗者對數目驚人的遺產的繼承權。

       在譯完此文之后，我又去一俄羅斯同學跟前，詳細咨詢托爾斯泰歸信伊斯蘭一事。他還沒有讀此文章，但當我一提及此事他便滔滔不絕，并拿出一大隊俄語材料指著我們再也熟悉不過的托爾斯泰的肖像邊讀邊翻給我聽。其中有三份信，我要求他幫我翻成阿語，然后我再翻譯成漢語。第一份，摘錄自托爾斯泰的日記，他說：“如果你們跟我信仰同一宗教，你們就會對我的生活稍有理解的，即便如此，那我也知足了。我此生所取得的所有成就——財富，榮譽，名聲——對我來說都是虛無的。朋友、親人都離我而去，自由主義者和藝術家認為我像高戈里（俄羅斯文學家）一樣是個瘋子，是個白癡；革命者和激進分子認為我是一個蘇菲，是個嘮叨鬼；政客們認為我是一個誤入歧途的革命分子；而東正教會則視我如惡魔。這些我都擔當不起，我希望你們把我當作一名虔誠的穆斯林（托爾斯泰用的是“穆罕默德的追隨者”一詞），那才是我所向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