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其斌　楊文炯

　　學術界對西部民族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農村和牧區的民族聚居區,忽略了對西部城市少數民族教育發展現狀的關注。事實上,在西部城市中,部分少數民族的教育發展水平與所在城市的整體教育水平存在巨大的落差,尤其是隨著大量少數民族流動人口進入城市,這種差距有拉大之勢。城市作為現代化象征和知識經濟中心的形象,掩蓋了城市少數民族教育發展滯后的社會事實,同時也遮蔽了學術界的目光。本文以西寧市城東區的回族社區為個案,基于實地調查和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試圖對此做一全面探討。

　　一、西寧市城東區的族群地圖與回族社區
   
　　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西寧市總人口1,979,200人,有37個民族,其中漢族1,472,723人,占總人口數的74.41%;少數民族506,477人,占總人口數的25.59%。少數民族主要有回族、藏族、土族、滿族、蒙古族等,反映出這個高原城市多元民族文化的突出特點;其中回族人口是326,860人,占西寧市總人口數的16.51%,占西寧市少數民族總人口數的64.54%,占青海省回族總人口數的39.69%(青海省有回族人口823,463人),表明回族是西寧市第二大民族,是少數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西寧市下轄4區3縣,各區縣均有回族分布,主要集中在大通回族土族自治縣和城東區。
   
　　在西寧市4個城區中,城東區是西寧市的老城區,人口最多(296,154人),也是回族人口最集中最多的城區,回族人口有87,257人,占城區回族總人口數的70.62%;城東區有清真寺28座,占城區清真寺總數的63.64%。

　　二、城東區回族與其他民族教育發展水平的比較
  
　　第一,6歲及6歲以上未上過學的人口的比較。這部分人口在城東區的回族、東鄉族、保安族和撒拉族中的比例是最高的,分別是19.75%、34.13%、32.56%和26.21%,比城東區的平均比例10.04%分別高出9.71、24.09、22.52和16.17個百分點,又分別是比例最低的滿族的10倍、17倍、16倍和13倍。顯而易見,在西寧市城東區9個主要的民族中,漢族、蒙古族、藏族、土族、滿族的文盲率(主要指漢字識字率)均低于城東區的平均值,而回族、東鄉族、保安族、撒拉族的文盲率又遠遠高于他們。
  
　　第二,小學、初中、高中學歷人口的比較。在城東區9個民族的小學學歷人口的比較中,回族、東鄉族、撒拉族、保安族受過小學教育的人口比例排在前四位,分別是37.79%、49.10%、32.05%、30.23%,均高于城東區的平均值(27.06%)和其他5個民族。從回族、東鄉族、撒拉族、保安族這4個民族的不同學歷層次的人口構成來看,接受過小學教育的人口比例也是最高的,從小學、初中、高中、中專、大學專科、大學本科、研究生學歷層次依次排序,回族分別是37.79%、30.68%、6.62%、1.42%、1.33%、1.46%、0.014%;東鄉族分別是49.10%、8.08%、3.29%、0.30%、1.20%、1.80%、0.00%;撒拉族分別是32.05%、17.95%、6.73%、4.60%、4.45%、7.12%、0.099%;保安族分別是30.23%、23.26%、4.65%、4.65%、0.00%、2.33%、0.00%。在這4個民族中,小學學歷和初中學歷人口的總數都分別超過了其民族人口總數的50%。但從民族之間的比較來看,在9個民族中,具有初中學歷的人口比例排在前四位的民族分別是漢族(35.59%)、回族(30.68%)、滿族(27.09%)、保安族(23.26%),東鄉族排在最后,僅為8.08%,撒拉族排在第五位(17.95%),回族、東鄉族、保安族、撒拉族的初中學歷的人口比例均低于城東區的平均值33.39%。高中學歷的人口比例最高的前四位是滿族(24.92%)、漢族(18.77%)、蒙古族(14.08%)、藏族(10.46%),而排在倒數四位的民族是東鄉族(3.29%)、保安族(4.65%)、回族(6.62%)、撒拉族(6.73%),都低于城東區的平均值14.98%。比例最高的滿族分別是回族的3.7倍、東鄉族的7.6倍、保安族的5.4倍、撒拉族的3.7倍。
  
　　第三,中專、大專、本科、研究生學歷人口的比較。在9個民族的中專學歷人口中,排在前四位的是藏族(15.00%)、蒙古族(10.28%)、滿族(8.58%)、漢族(7.12%),排在最后四位的是東鄉族(0.30%)、回族(1.42%)、撒拉族(4.60%)、保安族(4.65%),均低于城東區的平均值5.60%,排在第一位的藏族是回族的10.6倍。在大專學歷的人口中,排在前四位的民族是土族(15.08%)、藏族(12.66%)、蒙古族(12.09%)、滿族(9.67%);排在倒數四位的是保安族(0.00%)、東鄉族(1.20%)、回族(1.33%)、撒拉族(4.45%),都低于城東區的平均值5.32%,最高的土族是回族的11倍。在大學本科學歷的人口中,排在前四位的是土族(37.31%)、藏族(26.48%)、蒙古族(26.42%)、滿族(7.28%),排在最后四位的是回族(1.46%)、東鄉族(1.80%)、保安族(2.33%)、撒拉族(7.12%),后四位中除了撒拉族之外,都低于城東區的平均值2.84%,作為西寧市人口最多的少數民族的回族排在了倒數第一,排名第一位的土族是回族的25.6倍。在研究生學歷的人口中,排在前四位的是藏族(0.894%)、土族(0.330%)、蒙古族(0.173%)、撒拉族(0.099%),排在最后四位的是東鄉族(0.00%)、保安族(0.00%)、回族(0.014%)、漢族(0.030%),除了撒拉族之外,東鄉族、保安族、回族都低于城東區的平均值0.043%,排名第一的藏族是回族的63.9倍。
 
　　總體來看,在西寧市城東區9個主要民族的人口學歷層次構成中,從高中學歷到研究生學歷,以回族為主體的4個穆斯林民族人口的學歷層次都排在最后,不僅與其他5個民族存在巨大的落差,而且也低于城東區的平均水平。明顯的趨向是學歷層次越高,回族高學歷的人數越少,與其他民族的差距越大,這深刻地反映出西寧市城東區回族教育發展嚴重滯后,成為城市教育發展的一塊“低地”的現狀。
 
　　三、城東區回族教育發展滯后原因的調查、分析與建議
 
　　本次抽樣調查主要在西寧市昆侖中學、第三中學和回民中學進行。在昆侖中學主要調查了高一、高二年級的69名學生(其中男生33人,女生36人);在第三中學主要調查了高一年級的35名學生(其中男生13人,女生22人);回民中學只有初中,主要調查了初二年級的81名學生(其中男生38人,女生43人)。本次抽樣調查共調查學生185人,采取的方式是問卷調查,當場發卷、答卷、收卷,凡參加的學生均以班級、年級為單位,未經任何挑選,因而具有普遍的代表性。共下發185份問卷,收回185份問卷。同時調查了370個家庭及學生家長(年齡在34-49歲之間)的情況,走訪了西寧市教育局、城東區教育局、昆侖中學、回民中學和西寧市第五中學、第三中學,并且對教師、學生家庭、清真寺的伊瑪目等作了訪談。
 
　　根據城東區教育局提供的小學數據來看,城東區的回族學生入學率、鞏固率、畢業率、升入普通初中的比率均與全區基本相同。但初中、高中階段差別顯著。據筆者在學校的調查,初二、初三階段的回族學生輟學率明顯地比較高,主要是學習跟不上、對學習沒有興趣,由此造成回族學生高中升學率低,尤其是考入重點高中的回族學生比率更低,越是重點的高中回族學生的數量越少。就西寧市6所中學的學生統計來看,按西寧市少數民族人口的比率,回族學生就讀于重點高中的比率遠遠低于藏族、土族和蒙古族。而且在高中的回族學生中女生又多于男生,如昆侖中學(是西寧市回族學生最多的中學)初中有回族學生617名,其中女生是304人,占49%;高中有回族學生251人,其中女生就有143人,占57%。在第三中學初中有回族學生181名,其中女生是96人,占53%;高中有回族學生32人,其中女生有25人,占78%。而且從上述兩所中學的情況來看,回族學生考入高中的學生不到50%。由此可見,城東區回族學生的升學率是很低的,對此筆者運用教育人類學、社會學的方法,對可能影響學生學習的因素從家庭、學校、社區、觀念等方面進行了綜合調查、分析。
　　第一,從家庭方面的調查來看。從學生家庭背景的調查來看,學生父親的職業大多數是個體戶、工人、打工者,其中從事個體經商的最多,占到了72.43%,工人次之,這三項共占90.8%。在知識職業領域的教師、科研人員、政府機關工作人員的人數非常少,三項只占9.18%,其中教師1人,科研人員為0。同時,學生父親的學歷絕大多數不高,初中文化程度的最多(占41.62%),小學次之(占24.32%),再次之是高中(占21.08%)、文盲(占4.32%),這四項共占所調查人數的90.28%;具有中專以上學歷的僅占7.02%。從職業與學歷兩者的關系來看,正是因為學生父親的學歷低,決定了他們的職業構成以商業和體力勞動為主,而在知識領域絕對數偏少,二者呈正相關關系。
 
　　同樣,學生母親的學歷也是如此。初中學歷的最多(占30.27%),小學(占27.57%)、文盲(占20.54%)依次次之,具有高中學歷的僅占14.05%。與父親的學歷相比,母親的文盲人數明顯偏多,這四項共占92.43%。具有中專以上學歷的僅占3.78%。正是這樣的學歷構成決定了她們的職業主要集中在個體戶、家庭主婦、工人三個領域,此三項共占所調查人員總數的90.27%,在教育、科研領域僅占0.54%。另外,家庭主婦多的另一原因是受回族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觀念的影響。
 
　　回族學生的父母受教育的程度與西寧市普通家庭父母的受教育的程度相比同樣存在較大的差距,從印德民老師對西寧市第三中學的初一、初二學生的父母文化程度所做的調查來看,僅以回族學生父親的學歷做比較,高中學歷回族低26個百分點,專科學歷低12個百分點,本科學歷低7個百分點。
 
　　但調查又反映出大多數家庭關心、支持孩子上學。被調查的學生95.68%的人認為自己的父母支持和很支持自己上學;95.14%的家庭當孩子需要買學習輔導材料或文具時,父母都很情愿或情愿;91.36%的家長很關心或比較關心孩子的期中、期末學習成績。這一點與筆者在城東區的家庭訪談中了解的情況基本一致。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西寧市的回族、撒拉族開始認識到教育的重要性,不少家庭為了孩子的學習,情愿多交錢把孩子轉到教育質量好的小學或中學去上學。
 
　　從以上的綜合分析來看,回族學生的家庭背景主要有以下特點:
 
　　一是學生父母主觀上、客觀上都比較支持、關心孩子的上學和學習。
 
　　二是學生父母學歷層次普遍較低,家庭知識資源貧困。這導致多數家庭不能為上中學的孩子提供課堂以外的學習幫助,如孩子在家里學習遇到困難時,父母無法及時提供幫助,孩子只能在家庭以外尋求支持。調查表明,家庭對孩子學習困難能提供幫助的只有34.31%(對于沒有姐姐、哥哥的家庭,能夠從父母那里得到直接幫助的只有26.62%),而65.69%的幫助在家庭以外尋求,其中以“問同學”和“第二天找老師”的最多。因此,這一因素成為制約、影響孩子學習的一個重要因素。面對這種家庭學習環境的不足,父母又沒有提供額外的補償手段,如聘請家教等。調查顯示77.84%的家庭沒有給孩子聘請過家庭教師。這一比例相當于學生在家庭以外所尋求的學習幫助的比例。另據走訪調查,家庭知識資源貧困的另一個表現是城東區回族83.56%的家庭沒有科普、文學等類的藏書。
　　三是回族、撒拉族家庭中,個體戶、經商者多是另一突出特點。在筆者所調查的185個家庭中,父母是個體戶、經商者的有168個,占90.81%。在這些家庭中,經常幫助和偶爾幫助父母從事經營活動的學生占到了70.24%,男生較女生的比例高。這樣的家庭環境一方面在物質上為學生的上學提供了經濟支持,另一方面也成為影響學生學習的重要因素。據被調查的中學老師反映,不少學生因為起早貪黑地幫父母擺攤設點,經常上課遲到、打瞌睡,甚至不少家長找借口給孩子請假幫助他們經商。這一因素也是造成初二、初三的回族、撒拉族男生輟學多和高中男生比例低于女生比例的重要原因。
 
　　四是學生家庭經濟貧困者占了相當的比例,成為影響學生學習的重要因素。據第三中學的朱校長反映,經濟貧困、下崗職工多、個體戶收入低是影響回族學生學習的重要因素,這一點也被調查所證實。在被調查的學生中,父親下崗的占了61.54%,母親下崗的占了59.26%;43.64%的學生因為家庭經濟貧困無法聘請家教,51.96%的學生認為學校收費太高。家庭經濟貧困的另一個表現是很多家庭為了生計,不得不讓孩子經常或偶爾請假、曠課幫助掙錢。不少家庭住房太小,孩子沒有自己的學習空間。此外不少“問題學生”與家庭離異、家庭不健全也有很大關系。
 
　　第二,從學校方面的調查來看。據筆者走訪,西寧市昆侖中學、回民中學在硬件設備上與重點中學的差距比較大,在師資配備上也有一定的差距。這方面需要政府加大經費的投入和師資力量的調配,進一步改善辦學條件。在教師對工作的敬業態度方面,被調查的學生認為89.73%的教師對工作是負責敬業的。另據對老師的訪談,很多學生的小學基礎沒有打好,從而產生連鎖反應,影響了初中階段的學習,乃至高中升學率、高考升學率。盡管在高中錄取時,降低20分錄取這些少數民族學生,但仍有一大批因考試成績太低無法進入普通高中繼續學習。另外,回民中學雖然回族學生占到了89.06%,但在課程設置方面,因材施教的民族文化的課程卻一門沒有,與其他非民族中學實質上沒有任何區別。
 
　　第三,從文化傳統與觀念方面的調查來看。西寧市城東區是回族穆斯林聚居的一個城市社區。在筆者調查的185個家庭中,有179個家庭都是族內通婚,占96.75%,只有6個家庭是族際通婚的,僅占3.25%。在這里社區和家庭是傳統文化傳承的主要載體,也是兒童完成社會化的文化空間。在調查的370位成人中,經常在家里或清真寺里做禮拜的占91.21%。
 
　　正是受此社區和家庭文化的啟蒙和教育,調查顯示98.38%的學生表示信仰伊斯蘭教。由此看出,伊斯蘭教對西寧市的回族家庭和學生有著巨大的影響。從學生對“你認為伊斯蘭教是否鼓勵學習科學文化”這一問題的回答的統計來看,94.05%的學生認為伊斯蘭教鼓勵學習科學文化(僅有2.16%的學生回答不鼓勵),甚至不少學生在問卷上舉出伊斯蘭教經訓來說明自己的觀點,如圣訓:“求知是穆斯林男女的主命”,“學習從搖籃到墳墓”等。這說明不少學生對自身的文化傳統不只是停留在文化的感性認識上,而且有較深的理性認識。由此看來,回族的實質性傳統(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不是造成回族穆斯林學生“低升學率”的一個觀念因素,而是一個潛在的積極因素。
 
　　通過對學生上學的人生理想這一問題的調查(要求學生筆答),94.61%的學生回答上學的理想是“上大學”(占42.70%)、“做一個對民族、國家、社會有用的人”(占16.77%)、“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找一份好工作”(占17.30%)、“掙錢改善父母的生活條件”(占17.84%),反映出學生具有良好的心態和積極、健康向上的人生價值取向,這一點對學生的學習同樣是一個積極的因素。
 
　　通過以上的調查分析,可以看出影響城東區回族教育發展以及學生升學率的主要原因除了學校的客觀因素以外,從調查對象本身來看有三個方面:家庭、貧困文化意識和教育過程中的文化不適。
 
　　首先是家庭因素。家庭是大社會系統中家庭、學校、社區(社會)的中心環節,它作為人生的第一課堂,是孩子產生原始的自我感覺以及形成基本的身份、動機、價值和信念的材料庫和語境。因為家庭環境除了物質環境條件以外,家庭成員相互的態度和感情、家庭氣氛以及家庭成員的興趣與活動、父母的指導和暗示……這些家庭環境因素影響著兒童的獨立與依附、消極與積極、友善和對抗、創造與因循等人格的發展。在學生的成績與環境因素的關系中,最重要的是兒童的家庭環境,教育學的研究進一步證實,在對孩子的學習影響方面,家庭是鄰居和學校兩者影響之和的兩倍。對于西寧市回族來說,導致回族教育滯后、孩子升學率低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出在家庭這個中心環節上。　　一是家庭父母文化程度普遍低,家庭知識資源貧困。在家里父母不能給孩子的學習提供額外(學校以外)的學習支持,尤其是這種家庭背景的“不足”又沒有得到有力的彌補,如聘請家庭教師等,從而使孩子的學習始終只依賴學校的支持而處于被動狀態,加之因老師布置的課外作業不能及時完成,受到老師的多次批評,從而傷了學生的自尊心,打擊了學習的積極性。二是家庭父母不能重視孩子日常學習的引導、管理,學生沒有良好的家庭學習氛圍。大多數學生家長是個體經商者,家里充滿了商業氣息,而沒有滋養孩子心志的學習氣氛。尤其是父母經常或偶爾要求孩子幫助他們從事經營活動,如看守貨攤,幫助售貨等,不僅占用了孩子的學習時間,而且潛移默化地滋生了孩子急功近利的意識,消磨了孩子追求遠大理想的心靈激情。父母整天忙于生意,又沒時間經常與老師就孩子的學習進行溝通,使孩子處于放任自流狀態。
 
　　其次,家庭知識資源貧困的背后是長期積淀的貧困文化意識。長期的家庭知識資源的貧困衍生為輕知識、不重視教育的貧困文化意識,當這種貧困文化意識與不需要太多知識的小商小販的生計方式板結在一起時,就形成了一種作為亞文化的作繭自縛的傳統觀念和生活方式,并形成代際傳承——一種“由家庭代代相傳的生活方式”。這一點表現在西寧市城東區的不少回族家庭父母的認識方面,如“不上學,考不上大學也能做買賣掙錢”的觀點就是突出的反映。
 
　　這種觀念也影響了許多上中學的回族男生,甚至可以說通過父母潛移默化的言傳身教,這種觀念成了孩子思想的一部分。很多學生在學習上,一旦遇到困難、學習成績不好或挨老師的批評,就會自然以此為借口輟學去做生意,缺乏知難而進的拼搏精神。正是這種長期積淀的貧困文化意識造成了回族社會的一種“文化悖論”現象,一方面是作為回族傳統的伊斯蘭教將受教育、學習知識視為“主命”,另一方面,在虔誠的回族人身上表現的卻是不重視孩子的文化教育,漠視教育的重要性,從而造成回族重視教育、學習的傳統精神價值的文化萎縮。筆者曾于2000年與蘭州國智公司家教服務中心合作,在蘭州市兩個回族社區開辦廉價的社區家教學習班,實踐過程中,筆者深深地感到,貧困文化意識是回族教育發展的內在精神障礙,僅僅依靠外力解決家庭知識資源貧困的問題,而不解決精神上的貧困文化意識,回族教育就不會有長足的發展。
 
　　再次,教育過程中文化不適是影響學生學習積極性和學習效果的又一重要因素,而且是一個深層次的文化問題,也是教育界長期忽略的問題。從教育人類學的視角來看,文化決定教育,教育又是文化的生命機制,文化通過教育而傳承,文化及其文化價值預制了教育的目的、方向、內容及模式。一旦教育的目的、方向、內容及模式與受教育主體的文化及其文化價值產生了沖突,就必然出現文化不適。與文化不適相對應的是文化適應(ｅｎｃｕｌｔｕｒｅ),文化適應亦稱濡化,是文化延續和個體社會化的基本過程。濡化的程度和質量關系到對傳統文化的傳承吸收、新文化的創造等重大問題,也關系到個體的發展是形成良好的自我同一性還是導致角色混亂、喪失自我的人生重大問題。本尼迪克特通過對教育的文化功能的研究指出,一旦教育傳遞的傳統文化同實際生活不一樣,一旦青年不同舊傳統發生關系,一旦社會某一階層不遵從傳統的社會規范,文化不適或文化適應的困難就會導致文化危機的發生。導致文化不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文化的非連續性,突出的表現是非本土文化對本土文化的截擊,家庭(或社區)教育與學校教育在文化傳承上的割裂等方面,一般體現在學校教育過程中的文化強加和同化式的教育。蓋伊等人對西非克佩勒人的教育個案研究對此作了最好的注腳。
 
　　在對城東區回族教育的調查中,我們同樣發現這種文化不適問題。學校特色僅體現在一塊牌子和校領導上(校長為回族),在課程設置、教學內容方面沒有任何體現,連基本的必修或選修的回族歷史文化課都沒有開設。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教育方式缺乏回族特色,不能適應回族群眾的心理需求,教育內容缺乏同回族經堂教育的承接,使回族群眾覺得學校教育同本民族關系不大,學習內容大都是漢民族的一大套道理,對自己民族起碼歷史常識一點也不教授。這使得很多回族群眾對國家義務教育缺乏一種親近感,影響了送子女入學的積極性。”“學校里即便充滿了回族子女,頂多是教育回族。”因此,正是文化載體(學生)與其生活、學習的校園文化、學習的內容存在著巨大的斷裂,家庭與學校、社區與社會在文化傳承、文化心理認同上存在著割裂——表現在教學內容上存在著某種程度的大傳統與小傳統的頡頏——導致學生心理上的文化不適及其文化歸屬感的淪陷,產生被動的文化防御心理和潛意識中對客體(所學知識)的拒絕。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潛在地影響著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學習效果。亦如有學者指出的:“學校存在著文化沖突,即以老師為代表的大社會文化與學生同輩文化之間的沖突。民族學校的學生也處于這樣的一些沖突之中,包括本民族文化與大社會文化、本民族文化與其他民族的文化之間的沖突。民族學校如不能認真對沖突現象加以診斷和協調,使其減少到最低限度,則將有可能導致學校教育的失敗。”顯而易見,以回民小學、回民中學為載體的回族教育模式中所存在的文化不適的矛盾就存在于整個教育過程中,這一矛盾集中體現在教育過程中的“經”、“學”二者不可得兼的二難困境,在具體的教育實施過程中,這一涉及教育本質的問題。“經”與“學”的二難問題在表層上是民族教育與國民教育能否得兼的問題,在深層次上是一個關涉教育的文化問題,而這一點被回避或遮蔽了。孩子是受教育的主體,是一個被動的主體,他(她)不能選擇家庭、社區和學校,“經”與“學”的對立表現在以家庭和社區為主體的初始社會化(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和以學校為主體的再社會化(ｒ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之間的絕對斷裂,人為地將“經”狹義地理解為宗教而不是一個民族的實質性傳統,又將學校教育標榜為純粹的現代性,這種將傳統與現代性的斷然對立,造成了受教育主體的文化適應的進退維谷,在家庭、社區以傳統文化為基質的初始社會化形成的基本人格與學校的再社會化的斷裂、對立、沖突又造成受教育主體的文化心理認知的困惑,這正是當下回族教育模式的內在文化矛盾。
 
　　這種矛盾呈現在民間社會和學校之間的就是“兩極分立”現象,即民間社會極力強調“經”學,國家極力強調學校之學,反映在族群的認知行為上就是對回族學校抱有很低的認同,對“經”學持有很高的認同并不遺余力地在物質上和精神上給予支持。然而作為受教育主體的孩子就成為這種教育模式的內在文化矛盾和“經”、“學”兩極對立的犧牲品,孩子厭學、逃學、輟學就成為常見的現象,回族學校的低教學質量、低升學率又是這種犧牲的副產品。　　事實上,義務教育初中歷史教學大綱中早有規定:“在中國歷史教材中,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可以補充編寫鄉土教材或當地民族史教材。”1992年江澤民同志就指出:“民族教育是整個教育事業的組成部分,是民族工作的重要方面,應在教育結構、專業設置、學制、教材、辦學形式等方面,逐步走出一條適應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實際的路子。”然而民族教育應體現其民族文化特色這一點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反映在受教育主體方面學生對開設本民族歷史文化課存在一種渴望的心理,調查反映出98.92%的學生認為開設回族歷史文化課程有必要。因此,回族教育存在的問題是“內科病”,對癥下藥的第一要義就在于克服回族教育模式的內在文化矛盾。鑒于上述分析,筆者提出以下建議:
 
　　(1)充分利用西寧市高校多、大學生多、離退休教師多的優勢,以聘請家教的方式彌補學生家庭知識資源的不足,為學生的學習提供學校以外的學習幫助。考慮到不少家庭經濟困難的因素,可利用回族穆斯林聚居的特點,實施社區家教工程,如利用清真寺經堂教育的教室在晚上集中請老師給學生輔導、講解,幫助孩子學習。這是提給家庭、社區的建議。
 
　　(2)學生家長應改變支持孩子上學的方式,不僅在口頭上、物質上給孩子以學習上的支持,而且更重要的是給孩子創造一個有利于學習的家庭氛圍,尤其是個體經營者盡可能地不要讓孩子參與商業經營,給孩子創造一個人文與物質條件良好的家庭學習環境。同時要重視對孩子日常學習的關心、督促、檢查和與學校老師的溝通。這是提給家庭的建議。
 
　　(3)開掘傳統文化資源。要充分發揚伊斯蘭教崇智、重知、尚學的精神,將這種深植于人的內心世界的信仰精神激活,使之成為滌蕩貧困文化意識的內在精神動力,轉化為父母重視教育、知識和孩子好好學習、追求科學知識的行動力量。這方面要充分發揮回族社區中心清真寺伊瑪目、阿訇的關鍵作用,為孩子上學營造良好的社區文化氛圍。這是提給社區的建議。
 
　　(4)立足校本課程,建構回族教育模式,消除文化不適。教育模式應內嵌在受教育主體的文化語境之中,如陶納所說的“除非教育土內生長,否則它必然不會成為活的教育”。因此,在目前教育部推行的三級教材體系改革中,回族學校應在立足校本課程的基礎上建立回族教育模式,消除文化不適。如開設回族歷史文化課等,使學生通過學習本民族的歷史文化,增進文化歸屬與民族認同,增強民族自豪感、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并使之成為學生努力學習的精神力量。同時學校老師應該主動學習回族文化,了解學生的文化背景和民族心理,這樣才能在教學過程中與學生及學生的家長做到知己知彼的良好溝通,才能做到因材施教。同時要進一步引導、提升學生已有的積極、健康、向上的人生價值取向,將學生的遠大理想轉變為自身努力學習的精神動力。這是提給學校的建議。　

　　本文摘自《民族研究》2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