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同基

　　中國社會正處在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結構性變遷之中。在這個具有深厚傳統的國度里如何實現這個變遷?如何認識傳統性與現代性的關系?兩者是共生共存、相互調適、互相滲透,還是水火難容、相互抗拒?傳統能否向現代轉化?如何轉化?傳統的因素是否具有某種張力,能否容納現代因素?這些問題不僅是重大的理論問題,更是一個亟須回答的實踐問題。本文意在通過考察分析寧夏回族群體傳統文化心理近一二十年來的演變,揭示社會轉型中傳統與現代的矛盾運動的一些特點,并從中尋找到中國特別是中國西部廣大的民族地區在社會轉型進程中,如何促使傳統現代化的道路。
  
　　 一、新時期寧夏回族群體傳統文化心理演變的軌跡
  
　　盡管傳統與現代的矛盾沖突,以及這種沖突引起的社會變遷,反映在社會的各個層面,但最能反映這一變遷本質的不是物質層面上的變遷,而是社會主體文化精神(心理)層面上的變遷,包括人們的傳統心態、認知方式、精神狀態、思想意識、價值觀念等方面的變化。選擇寧夏回族群體作為范例,除了基于上述視角和思考外,還有以下兩點理由:一是筆者長期生活在這一群體之中,耳聞目睹了這一群體所在地區的社會變遷;二是它不僅是寧夏的一個主體民族,而且在西北地區信仰伊斯蘭教的10個民族中也具有典型代表性,通過它可以察覺到新時期西北各民族發展的普遍動向。
  
　　本文所說的“寧夏回族群體”,是指分布在寧夏城鄉的200萬回族人口,其中生活在銀川平原上的回族人口約占全自治區回族人口的40%,居住在寧夏南部偏僻貧困山區的回族人口約占60%。盡管各個群落生活條件和生存環境不同,文化心態也存在差異,但改革開放以前,由于社會的封閉狀態,在一些回族聚居地內,傳統秩序依然保持著高度的穩定性和相對的完整性,多數人年復一年地過著單調、貧乏、寂然的生活,對外部世界茫然無知,滿足現狀而不知求變。這種盲目自在的精神狀態使得這一群體在經濟文化上長期處于貧困落后狀態。近20年來,這種狀態已經打破。盡管目前這一群體邁向現代化的道路還非常漫長,但改革使得整個群體正在發生歷史性的變化卻是不爭的事實。最能深刻反映這一歷史性變化的是這一群體傳統文化心理嬗變和思想觀念的變化。在這些變化中,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民族群體正在覺醒,正在以堅定的步伐擺脫傳統的束縛,并通過改造傳統,發揮傳統的優勢邁進新時代的門檻。下面將通過筆者的一系列田野調查,特別是對兩個不同的回族村落(一個地處寧夏南部的貧困山區,一個地處經濟相對發達的銀川平原,為簡略起見,文中分別稱之為“Ａ”村和“Ｂ”村)的定點跟蹤調查,輔之以對城鄉回族居民的隨機抽樣問卷調查(其中城鄉居民問卷樣本為618份,家庭調查問卷540份)來展現這一歷史進程。
  
　　(一)順應改革:民族自覺意識的覺醒
   
　　現代化問題的研究表明,衡量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是否具有現代性的根本標志,就是看其是否具有銳意改革的意識,改革意識的增強標志著一個民族的覺醒。其實在每個民族的傳統中,都會或多或少地包含著變革的要求,當社會處于封閉狀態時,這種要求被深埋在群體的潛意識中,只有在社會開放的條件下,這種要求才能變成一種顯意識。對于寧夏回族群體來說,由于歷史上的苦難經歷和生存狀態的窘迫,這一群體的傳統文化血脈中自古以來就蘊藏著不滿現實與變革現實的文化基因。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央推行的各項改革政策從一開始就受到這一群體熱烈而普遍的擁護,寧夏回族村幾乎在一夜之間就完成了土地家庭聯產承包制的改革。
  
　　然而僅僅擁護和支持某一項具體制度的改革并不意味著牢固樹立了改革意識,只有當人們能夠自覺地用改革的眼光去對待周圍的事物特別是對待自己民族的傳統,改革意識才可以說是基本確立了。調查表明,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這一群體的改革意識明顯增強,其中一些有識之士意識到,不去改變滿足現狀、不思進取的民族積習就會永遠落后。“改革開放”一詞從最初的陌生語逐漸成為許多人的習慣語。調查對象在回答“如何才能擺脫貧困落后的面貌”這一提問時,近六成(58.4%)的人呼吁“加快改革開放”。這是新時期寧夏回族民族意識中最為深刻的變革,也是民族新覺醒的標志。從中不難看到,一旦改革意識注入到社會主體中去,必然促使人們傳統心理發生分化。如果說,保守是一種傳統,那么打破傳統、改革傳統,其實也是傳統。傳統自身包含著的這種矛盾是推動傳統變革的內在動力。
  
　　(二)走向市場:傳統觀念的雙重作用與影響
  
　　調查表明,面對市場經濟大潮的涌動,寧夏回族群體的文化心理始終存在著一個適應與不適應的矛盾。回族的傳統觀念中歷來重視經商,發展商品經濟,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對于這一民族群體來說,相對于本地的漢族群體有著天然的文化心理優勢。正是這種優勢使得許多回族群眾成為改革后寧夏最早活躍于市場的一批人。20世紀80年代初,在寧夏的集貿市場上,人們驚異地看到各種生意人中戴白帽的回族人幾乎占據半壁江山,有的地方在商業、餐飲業、服務業中,回族幾乎包攬了天下;這種趨勢在90年代后的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中進一步得到了發展。1997年,Ｂ村有89.3%的農戶轉變了以土地為主的單一的家庭經營結構,收入來源主要依靠二、三產業;即使搞種植業,也與市場聯系,不同于傳統農業。人們日常的行為方式和生產、生活方式,使得人們對市場的依賴性日益增強。趕集、“上市場”成為Ａ、Ｂ兩村居民最頻繁的一項日常行為。人們通過市場交易商品,了解市場行情,增長商品經濟知識,結交市場伙伴,并根據市場信息來安排家庭經營。
  
　　但是,在這一群體的文化傳統中,現代的經營觀念嚴重缺失,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這一群體除了受到諸多客觀因素和自身素質先天不足的制約外,心態觀念意識的不適應變得愈來愈突出。這種不適應首先表現為小商經濟觀念不能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傳統的小商小販本質上是小農經濟條件下的一種謀生手段,或者說是小農經濟方式的一種補充形態。它的根本特點是沒有遠大的發展眼光,隨機行為,不要規則。因此,回族經濟目前大多還停留在商品經濟發展的較低層次,經營范圍多半限于一些傳統的行業,經營理念保守,管理手段相當落后。以Ｂ村為例,這里的二、三產業雖然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但至今很難打破一家一戶作坊式的經營模式,大多數人滿足于小打小鬧,合作意識極其淡薄。即使是干同一件事,也多是各干各的,形不成一個群體聯合效應。這種狀況已引起群體內許多人的關注和反思,并積極地去尋找這當中的原因。改變傳統的經濟觀念,培育現代市場經濟觀念已成為這一群體徹底走出貧困的必然選擇。
  
　　 (三)傾斜的天平:道德心理的調適與傳統價值的固守
  
　　由于道德與宗教存在著親緣關系,對于信仰伊斯蘭教的寧夏回族群體來說,打破傳統道德的封閉和束縛是一道難題。20世紀80年代初,在談及改革開放政策給社會帶來的影響時,許多人在肯定改革給農村帶來諸多好處的同時,特別擔心金錢的力量會使人們失去“依瑪尼”(宗教信仰);在這些擔心的背后,是對伴隨著改革開放而來的現代文化對傳統道德的沖擊的焦慮和不安。
  
　　 20多年來,這一群體為回應現代文化的沖擊,道德觀念亦相應地發生了一系列微妙的變化和調適。一是有些傳統道德觀念開始受到質疑并逐漸地被拋棄。例如,如今人們不再把不求進取的“安貧樂道”看作是一種美德。在傳統道德中,個人的德行品質是至關重要的,其他品質居其次;而在新時期的青年的擇偶中,“老實守本分”的個人品德不再是締結姻緣的最佳條件,有文化、有致富本領成為許多青年人擇偶的首選條件。二是人們開始改變以是否符合傳統規矩去評判身邊事物的思維定式。例如,對城市流行的一些時尚,10多年前人們普遍看不慣和反感,認為是城市人的墮落,少數回族青年模仿這類行為會受到輿論的普遍指責。如今情況變了。Ａ、Ｂ兩村的調查對象中,有近40%的人認為這類行為屬于個人的自由和愛好,別人無權干涉,只是不希望農村青年完全學城市人的樣。在回答“你對身邊發生的不循規蹈矩的行為,持什么態度?”37.4%的人表示“能理解和接受”,25.5%的人表示“可以不去管他”;在回族青年中持這種觀點的超過80%。最具深刻意義的是個性價值和權利道德的覺醒。包括回族在內,中國傳統道德的缺陷是對義務的偏重,漠視人的個性與權利。在這種傳統道德觀的影響下,以往人們不敢公開談論個人利益,更不知道去追求和維護個人權利。如今情況不同了,人們普遍把多掙錢、過好日子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在回答“你的行為如果受到輿論指責,你將做出何種反應?”82.5%的調查對象表示“不管別人怎么說,走自己的路”,或者表示要“據理力爭”。誠然,在一些回族聚居的地區,許多過時的傳統道德觀念依然禁錮著人們的頭腦,要從這種禁錮中徹底擺脫出來,還有待時日。但至少可以說明兩點,一是傳統道德的約束力已大為下降,二是體現時代精神的新道德規范正在被愈來愈多的人接受。不管社會怎么變革,就這一群體大多數人而言,他們依然珍惜和固守自己認為合理的一些傳統價值觀和道德規范。在問卷調查中,絕大多數調查對象把“勤勞”、“節儉”、“誠實善良”、“吃苦耐勞”、“助人為樂”、“孝敬父母”、“尊老愛幼”等視為最崇尚的品德。表明大多數人在接受新的道德觀念的同時,仍然固守民族的傳統美德。由此可見,寧夏回族群體處變不驚,在外來文化的沖擊下,依然沒有失去民族文化的個性,為民族地區的改革開放創造了一個健康有序的道德心理環境。
 
　　 (四)打破自我封閉:民族心態的“擴容”
  
　　社會心理學的研究表明,長期的社會封閉不僅會導致人們思想觀念保守,而且會導致民族心態和認知視覺的狹隘。在這種心態的支配下,容易產生“趨同”與“排他”兩種心理趨向。單一的價值觀,畫地為牢的地域觀念和“圈子”意識,以及以“正統”自居的宗族和宗派意識,狹隘的民族主義,盲目排外意識,等等,就是這兩種心理趨向的不同表現。這些傳統觀念與心態嚴重妨礙民族的發展進步,對于實現社會穩定和民族大團結十分有害。國內外出現的許多民族糾紛和宗教紛爭無不與這種文化心理因素相關。從狹隘的觀念走出來,以開放、開明的心態去理解世界,接納世界,實現民族心態的根本轉變,這是一個民族走向現代化,在思想文化上面臨的重大變革。就寧夏回族群體總體而言,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隨著異質文化的滲入,擴展了人們的精神視野,改變了人們對許多事物的傳統看法,人們開始學會以開明、務實的心態去對待生活,看待世界。
  
　　第一,對生活目標的追求開始由單一變為多元。由于受長期貧困封閉和舊觀念的影響,這一群體中大多數人以往除了溫飽和宗教信仰外,幾乎沒有其他生活目標的追求;他們習慣在今世逆來順受,而把對幸福的追求寄托于“來世”。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的價值觀開始分化。人們不僅追求信仰上的“功德圓滿”,而且對物質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日趨強烈。20世紀80年代,人們在回答“生活中什么東西最重要”這一問題時,近80%的人選擇“宗教信仰”和“理想道德”;90年代后期,同樣的問題,選擇明顯不同,61.7%的人分別把“金錢”、“財富”、“地位”、“權利”、“尊嚴”、“個人幸福自由”、“健康”、“愛情”、“家庭生活”作為自己心目中最重要的東西。在這些被重視的價值中,既包含傳統價值,也包含新文化的價值觀。新時期在這一群體中倡導的“兩世吉慶”觀,融合了傳統與現代的內容,反映了整個群體對生活的新理解和新追求。
  
　　第二,人們的交往觀念大大擴展。交往方式和交往觀念是衡量一個民族、一個群體是否開放的標志。20世紀80年代前,寧夏回族聚居地區由于受落后的生產方式和封閉的社會體制的限制,加上生活習俗、宗教信仰與外部的差異,人們的交往觀念和交往行為極為狹隘和單一,交往范圍多限于村內、族內,一般不出方圓50公里(以婚姻圈為限)。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與外部的經濟交往和人員往來日益頻繁,人們的交往行為開始突破血緣、地緣和族緣的界限。例如,Ｂ村許多人為做生意走南闖北,往來于全國許多省份和市縣,他們從實踐中體悟到,“做生意就是要靠廣交朋友”,“生意場上不分親情遠近,也不分是什么民族”。與自己的業務和生意是否有聯系,對自己是否有幫助,成為擇友和交友的最重要的條件。一些在市場競爭中獲得成功的回族人士把廣交漢族朋友當作成功的秘密。正是社會交往圈的大大拓展,加快了這一群體融入社會的步伐。
  
　　第三,民族胸襟的擴展。以寬容的心態去看待世界,以理解代替猜忌,用尊重自己同時也尊重別人的理念去看待問題,是新時期寧夏回族群體正在樹立的一種新觀念。這種寬容和相互尊重的心態不僅表現在上面所描述的道德領域內,而且表現在處理民族關系和教派關系時的理性態度。例如,過去Ｂ村少數漢民戶養豬或漢民趕豬經過時,Ｂ村的回族群眾往往認為是漢民不尊重回民的風俗習慣,有時因此發生齟齬。如今Ｂ村的人說:“尊重自己的風俗習慣,也要尊重漢民的風俗習慣。”在對待與自己不同的教派時,過去各派都認為自己的教派正統,不能容忍與自己不同教派的人的信教行為,常常發生教派紛爭,嚴重影響了回族內部的團結和社會安定。隨著人們注意力轉移到發展經濟上,如今越來越多的回族群眾在教派問題上不再互相糾纏,“求同存異,各行其是”,成為各教派處理彼此關系的基本準則。這表明隨著時代的變遷,長期困惑回族自身發展和影響民族地區社會穩定的狹隘的民族意識和教派意識正在趨于淡化,民族團結和凝聚力正在不斷增強。
 
　　(五)面對知識時代的挑戰:對文化科學知識認知與心態的轉變
  
　　新時期對于寧夏回族群體來說,面臨的最大、最艱巨的歷史使命,就是盡快擺脫貧困,加快發展。形勢迫使這一群體思考和回答這樣一個問題: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群體性的貧困和落后?正是在尋找這一問題的答案中,引發了一場思想觀念的變革。20世紀90年代前,寧南山區一些回族干部群眾在回答“是什么原因造成長期貧困”這一問題時,89.4%的人把原因歸結為諸如“自然地理條件差,交通不便”和“人多地少”等客觀原因,但90年代末,人們的認識開始發生了變化,多數人認識到貧困落后的根子是自身缺乏文化科學知識。正是這一認識的深化,促使許多人轉變了長期以來輕薄科學文化知識的態度。愈來愈多的人認識到要脫貧致富,除了加快改革開放步伐外,還要大力發展教育,培養人才,意識到“脫貧先要脫盲”。這種認識喚醒了人們對文化知識的需求欲。Ａ、Ｂ兩村的被訪者在回答“你在生產經營中是否感到知識不夠用”這一問題時,86.9%的人回答是肯定的,其中51.9%的人是“常常感到”,35%的人是“有時感到”。在年輕人中和具有初中文化程度以上的人群中,持這種感覺的人占90%以上。正是這種內在的壓力和需求,激發了人們學習文化科學知識的熱情。最突出的表現就是過去比較冷清的農村各類推廣科學技術知識的培訓班、掃盲班逐漸火爆。在寧南山區,一些回族鄉鎮舉辦的科學知識培訓班常常因為參加人數超過主持者的預料而不得不幾易場地。這種變化還表現為曾經困惑民族地區教育事業發展的“讀書無用論”的消極影響力逐漸下降。大多數回族家庭認識到子女受教育的重要性。家庭調查表明,99.1%的父母和長輩希望子孫后代盡可能接受更多的教育,其中85%以上的父母長輩希望孩子能上大學,甚至獲得更高的學歷。Ｂ村許多富裕起來的家庭的第一個心愿就是讓自己的孩子多念點書,接受最好的教育,把子女成才,“跳出農門”,當成家門最榮耀的事,千方百計送子女到城里的學校去念書。這種從“讀書無用”到“望子成龍”的社會心理的演變,生動體現了新時期這一群體文化心理積極適應現代化變遷的軌跡。
  
　　 (六)信仰與務實的交融:傳統宗教心理意識的嬗變與民族理性的回歸　　信仰伊斯蘭教是寧夏回族群體的歷史傳統,作為這一群體中的每一個成員,其思想意識無不打上伊斯蘭文化傳統的烙印。在聚居區內,宗教意識更為濃烈。然而,面對社會環境的巨大變革,人們的宗教意識也和其他思想觀念一樣悄然發生著某些微妙而深刻的變革。20世紀80年代初中期,許多一度對宗教淡漠的人重新燃起了宗教熱情,宗教節日和“主麻日”聽“臥爾茲”(講經)的人山人海。這種“宗教反彈”的現象引起了當時包括一些回族人士在內的人的擔憂,認為這樣下去會影響回族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少數人甚至因此懷疑宗教政策是否“落實過頭”,要求嚴加限制。后來的態勢發展表明,人們的宗教熱情并沒有因一度升溫而失去理智。隨著人們經濟活動的日趨頻繁,加之精神生活的日趨豐富,關注點逐漸由宗教問題轉向現實問題。由于忙于經營,許多人難于嚴格按照伊斯蘭教的規定去完成“功課”,能夠堅持上清真寺做五時禮拜的多是一些失去勞動能力的老年人,“主麻日”上寺禮拜的人會多一些。人們的信仰發生了變異,Ａ、Ｂ兩村77.8%的人坦言自己“既信仰宗教,也信仰科學”。一些回族社區(教坊)在選擇主持教務的阿訇時有了新的要求和標準。例如在選擇開學阿訇時,要求阿訇不僅要具備淵博的宗教知識,還要有開明的現代意識,有文化,懂政策。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這場變革中,寧夏伊斯蘭教自身的適應性變化反映了這一民族群體理性的回歸。一是大力倡導“兩世吉慶”的信仰觀,鼓勵廣大穆斯林群眾積極投身到現實的兩個文明建設中去。二是在恪守伊斯蘭教教義精神的同時,一些宗教界的開明人士根據時代精神的要求,對伊斯蘭教義和經典作出了許多適應時代的創造性的詮釋。例如,把人們謀取正當的利益,節制生育,遵紀守法,重視科學文化的學習和保護生態環境,等等,看作是完全符合“伊瑪尼”(信仰)的行為,為在回族地區推廣科學文化,促進穆斯林群眾的觀念轉變起了無可替代的積極作用,促進了伊斯蘭教與社會主義事業相協調。三是要求改革宗教中某些不合時宜的傳統禮儀的呼聲在一些經濟相對發達的回族社區日益高漲。有的宗教人士甚至公開表明自己的主張,“現在全國各行各業都在改革,伊斯蘭教也要順應形勢進行改革”;有的清真寺在宗教禮儀方面進行嘗試性的改革,如縮短禮拜時間,允許婦女上寺聽經,廢除某些宗教特權,減輕教民們的宗教負擔,等等,贏得了許多中青年穆斯林的擁護。這表明,一個民族現代化的關鍵是信仰主體能否理性地對待民族宗教信仰。
  
　　二、傳統轉型的動因與特點
  
　　 (一)動因分析
  
　　 1.改革開放是促進傳統轉型的根本動因。
  
　　從寧夏回族群體傳統文化心理的變遷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2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不僅是生產方式的變革,同時也是人們生活方式的變革和觀念文化的變革,它使得在小農經濟條件下形成的許多心態意識和思想觀念在許多方面逐步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基礎,并為人們接受新的思想觀念奠定了基礎。多樣化的社會需求和不同的生活目標,使得傳統生活樣式發生了很大變化,而價值觀的分化,又使得一些符合時代的新的價值觀被愈來愈多的人接受。改革開放的深刻性還表現在它激活了社會的各個細胞,使每個人成為社會的獨立主體,人們擁有了選擇自己合理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目標的權利。正是這種自由與活力打破了舊的心態秩序和傳統的板結,改變了傳統文化心理的定式,為舊思想舊觀念的解體和新思想新觀念的產生創造了條件。人們為了適應新的體制和新的環境,解決新條件下生存面臨的新問題,回應新的挑戰,不得不迎合新的思想觀念,追隨新的思潮,自覺或不自覺地改變習慣性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
 
　　2.市場機制對傳統關系的沖擊與再造。
  
　　事實表明,寧夏回族群體這一思想的變革主要是從20世紀90年代后開始加速,且日趨明顯,而這一時期正是我國開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時期。顯而易見,正是這個轉型對人們思想觀念的變革和社會心理的刷新形成了巨大的推力。市場經濟本身蘊含著對新文化、新素質的訴求,客觀上它要求每個參與市場競爭的人不僅要有經營頭腦,而且要具有開放意識、競爭意識、自主意識、民主與法制意識等現代性品格。正是這種內在的要求,使社會意識形態層面上的沖突與分化日趨激烈,促進了社會意識的更新與換血。市場經濟的發展大大拓展了人們的利益空間,形成了社會趨利與務實的局面。正是利益這個巨大杠桿,啟開了人們的心靈,轉移著人們的精神投向,改變著人們的價值觀取向。它在激發人們多種欲望和進取心的同時,改變著人們對事物的傳統看法。
  
　　市場經濟開啟了社會流動的閘門,促使人們走出地緣、親緣、族緣、業緣的封閉,在走南闖北的社會互動中和城鄉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大對流中,人們加速了融入社會的步伐,人們的心態觀念不斷發生著潛移默化的變革。
 
　　3.文化教育科技事業的發展,對促進人們擺脫傳統束縛,實現人的現代化有深遠的戰略意義。
  
　　寧夏回族群體長期以來觀念的封閉與民智的不開化,與他們居住地區長期以來文化教育和科技事業的落后有必然的聯系。進入改革年代以來,隨著民族教育和文化科技事業的大力推進,這一群體成人中的文盲人數由改革前占人口比例的40%以上下降到20世紀末的20%左右。教育的發展造就了具有新素質的新一代,他們的整體素質普遍高于父母輩,他們的見識比父母輩廣闊得多,思想觀念開化得多。新生代的崛起,意味著這一群體在文化上經歷了一次“換血”。
 
　　 (二)傳統轉型的規律與特點
  
　　1.轉型是一個漸進積累式的動態過程。
  
　　新時期寧夏回族群體的傳統文化心理的演變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以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為分水嶺,前10多年為變遷的萌發期,表現為傳統心態開始分化但趨勢不甚明朗,此后10多年是傳統觀念加速分化期,基本上與這一時期社會變革的步履加快相一致。表現為社會主體適應性增強,思想觀念的沖突與分化更為明顯,求新求變求發展逐漸成為這一群體的主導思想。許多舊觀念的突破和新觀念的生成,主要發生在這一時期。
  
　　2.變革是一個潛移默化的過程。
  
　　這種變革初看起來似乎很緩慢,融化在背景中而不被人們覺察。但經歷一段時間后再回過頭來看,變化的效應就看得很清楚。正是這種潛移默化蘊含著步伐的堅定和變化的不可逆轉性。人們在不知不覺中悄悄地改變著思想觀念的軌跡,自發中蘊含著自覺,這場變革顯得十分平和、有序,避免了文化思想變革可能引起的社會震蕩和社會心理的嚴重傾斜,這場思想變革成為一場真正意義上的思想文化變革。
  
　　3.用新觀念、新話語詮釋傳統,是促使傳統向現代化轉型的重要途徑。
  
　　世界文化發展史證明,民族傳統在與外界發生接觸和碰撞時,在社會心理層面上可能會出現以下幾種反應方式:一是排外主義;二是復興主義;三是順應主義,即根據時代精神要求,對固有的民族傳統文化作出重新解釋,賦予傳統文化以新的內容,使新舊兩種文化互相調適,實現對接和融合;四是激進主義,全盤否定民族傳統。新時期寧夏回族群體的文化思想變革既沒有選擇排外主義,復興主義思潮雖一度有所表現,但沒有成為主流;也沒有采取激烈反傳統主義的方式,而是采取了第三種更為穩妥的方式,就是以時代精神對民族文化傳統作出新的理解,用新眼光、新觀點和新話語來詮釋傳統。例如,把經商務工謀取正當的現實利益,看作是穆斯林實現“兩世吉慶”的宗教理想的途徑;接受教育,追求知識被解釋為符合先知穆圣的一貫主張;改革舊俗,被認為是符合“尊經革俗”的伊斯蘭傳統;實行計劃生育、節制人口、保護生態環境等等,都能依據經典作出合理的解釋。盡管這些解釋和理解是否在嚴格意義上與傳統的意義完全吻合,但在現實中卻十分有效。通過這種形式給傳統觀念注入了新的活力,傳統與現代兩種觀念實現了耦合與對接。這是一條符合實際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民族文化現代化轉型之路。
 
　　三、從寧夏回族群體傳統文化心理的變遷中,筆者有以下幾點感悟:
 
　　第一,必須正確認識和對待傳統。傳統既可能成為一個民族向前發展的“巨大阻力”和“包袱”,也可以成為發展的資源與財富。傳統起著何種作用,一是取決于社會環境。在封閉和在改革開放的條件下,傳統的性質與作用完全不同。二是取決于社會主體對傳統持何種態度。只有堅持用與時俱進的觀點去對待本民族的傳統,才能走出傳統的封閉,實現傳統的現代化。對于現代化來說,傳統與現代是彼此聯結、相互貫通的兩根“鏈條”,二者的關系不應是解不開的“死結”,而應是緊緊連在一起的“活扣”,兩者互為條件,缺一不可。
  
　　第二,社會現代化,說到底是傳統的現代化。傳統的現代化,是傳統性與現代性相互碰撞,互相磨合,互相滲透,彼此改造和重組的過程。從傳統與人的關系層面上看,傳統的現代化實質上就是人的現代化。社會轉型的過程,就是傳統在現代因素的浸潤和作用下,形態變異、結構更新、功能適調、價值取向發生轉變的過程;是社會主體文化心理發生嬗變,不斷適應現代化要求的進程;是主體不斷賦予傳統以現代性品格的過程,在實踐中不斷認識傳統、反思傳統、改造傳統的過程。
  
　　第三,社會轉型的關鍵是傳統向現代化的轉型,最重要的是“必須找到向現代化轉化的內在機制”。實踐證明,這種“內在機制”的形成需要以下條件:一是社會要有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二是社會主體要對本民族的傳統有清醒的認識,有變革傳統的自覺要求,即主體用何種心態去對待自己的傳統,決定著傳統的命運,也決定著民族的命運。三是要大力發展經濟,改變社會的經濟基礎,改變人們的生活條件和生活方式。沒有經濟基礎和生存條件的改善,就永遠擺脫不了傳統觀念的束縛。四是要大力發展現代文化教育事業,普及現代科學知識,全面提高人的素質。從根本上說,人們受教育的程度及通過教育獲得的知識和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的生存方式與生活態度,并深刻影響人們的思想觀念與思維方式。沒有教育的普及和教育的現代化,國民的思想觀念就永遠難以擺脫傳統的束縛,也就不會有文明素質;在民智不開化的愚昧狀態下,談不上文明的心態和現代意識。五是必須強化社會的創新意識。從根本上說,傳統的慣性只有靠推動創新才能打破,而創新包括傳統的再造和更新。任何民族在尋求現代化的過程中,不可能丟棄自己的傳統,但可以改造傳統、創新傳統。
  
　　第四,必須找到一種促進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順利實現整合的機制。這是所說的“整合”,是指功能結構上的相互適應和相互協調。一方面就是要通過開放和大力推進現代科學知識的普及,改造傳統文化的結構,調整其功能,轉變其傳統的價值取向,促使傳統文化從形式到內容得到刷新,并在這個過程中改變文化主體傳統的習慣心理和思想觀念;另一方面,要使引進與滲入的現代因素在與民族傳統因素的磨合和結合過程中,達到“反客為主”,融合成民族文化的血與肉。這種整合機制就是傳統文化現代化和現代文化民族化的雙向發展機制,筆者曾稱之為“Ａ”型的發展模式(“Ａ”字的兩條“腿”象征著傳統與現代兩種文化基因,它們最初并不融合,而是在發展過程中,按照發展的共同目標,互相靠攏,在至高點上最終達到融合;“Ａ”字中間的連接一橫,象征著傳統與現代相互融合、相互貫通的條件和“閥”)。在這種發展機制中,傳統并不因此被拋棄和廢除,而是通過繼承和發展,成為構建民族新文化的寶貴資源和發展基因;融入的新文化基因在與民族傳統文化的結合過程中變為民族文化的新基因。建立這樣一個機制,可以避免和減少劇烈的思想文化沖突,使社會轉型與文化變遷在和諧中向前推進。

　　參考文獻:

[1]寧夏社會科學院精神文明研究課題組.寧夏回族聚居地區精神文明建設若干問題的調查與研究〔Ｍ〕.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
[2]劉再復,林崗.傳統與中國人〔Ｍ〕.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88.
[3]張同基,吳艷冬.論我國西部地區的文化特質及現代化進程〔Ａ〕.中國少數民族哲學、宗教、儒學〔Ｃ〕.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

　　摘自《寧夏社會科學》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