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蘭經》是伊斯蘭教的神圣寶典，立教立法的依據，全世界十億穆斯林行為的最高準則。
 
??信古蘭乃是穆斯林“六大基本信仰”之一；即堅信《古蘭經》來源于“天啟”——安拉的啟示，體現安拉的意欲，是趨向安拉的準繩。《古蘭經》亦是漫漫長夜的燈塔，指引迷誤者脫離塵世苦海，奔向真理的彼岸。億萬信仰者從經中汲取智慧和力量，鼓舞他們致力于實踐，足以戰勝一切。《古蘭經》博大精深，揭示人類最完美的道德。千百年來，《古蘭經》作為時代最強音，日日夜夜回最長空，將人類歷史不斷推向前進，可謂“千古絕唱”，它的指導作用直至塵世未日的到來。隨著電子科技的發展，《古蘭經》輸入了電腦，更發現驚人的奇跡。
 
??安拉對《古蘭經》的誹謗者，懷疑者嚴厲譴責：“如果你們懷疑我所降示給我的仆人的經典，那末，你們試擬作一章？（2：23）根本在于即使集中人類和精靈的智慧也不可能似作一段類似《古蘭經》的妙文。
 
??唐初，《古蘭經》隨伊斯蘭教傳達室入我國，流傳一千三百年之久。中國穆斯林尊奉為《天經》，《寶命真經》，確信是安拉降示的經典。中國穆斯林使用漢語文，不可能人人通讀全經，然而通過《赫聽》（古蘭節選），一般穆斯林都會誦讀其中“索勒”（片斷），家喻戶曉，深入人心。
 
??元代，隨賽典赤·贍思西南來，駐防云南各地的“探馬赤軍”（蒙古親軍，大部分由穆斯林組成），奉命解甲歸田，隨地入社。因而各地涌現出不少回回村寨，子孫土生土長，發展成為當地土著的回族居民。
 
??清真寺相應在回族村寨普遍建立。開展正常的宗教活動，面臨的挑戰是“經文匱乏，學人寥落”。《古蘭經》雖說在中國流傳千年，限于特定歷史條件，僅有權少的手寫本，遠遠滿足不了穆斯林誦習的需要。欲購置一部三十卷本，索價數十百兩。某些山村窮寺購置不起，每逢重大宗教節慶，舉行誦經儀式，就必須派專人奔赴外地，向“藏經之家”商借，約期歸不，往返奔波數百里，疲于奔命。“住寺”經生，人多經少，不可能人手一冊，多人輪流共用，學習浮光掠影，稍縱即忘，不可能經常復習鞏固。有人不遠千里訪求名師，邊借抄邊學習，歷經一、二年辛苦，最初的學習積極性也消磨殆京。

??中國穆斯林板刻《古蘭經》，始自一代回族英烈杜文秀建立大理反清政權之后，為了普及伊斯蘭文化，宣傳古蘭精義，毅然打破“維皇真言，不可輕褻”的傳統觀念，以“總統兵馬大元帥”的含義下令板刻印行，在血雨腥風的嚴峻年月，不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終于“至圣遷都”一千二百七十九年（1862）頒刊了“大元帥杜新鐫”的《寶命真經》三十卷，開中國木刻《古蘭經》的先河。也是中國伊斯蘭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對當時穆斯林的宗教生活，以及學習與研究《古蘭經》提供了方便，同時，促使廣大回族穆斯林積極擁護以杜文秀為首的反清政權。堅持斗爭十八年之久。
 
??同治十年（1872），清軍攻破大理，瘋狂地燒殺搶掠，廬舍為墟。《寶命真經》刻印場所被縱火焚為焦土。片版蕩然無存。民間偶有私藏下來的原板刻本發現，斷卷殘本居多，而今成為大理政權弘揚伊斯蘭文化的歷史見證。
 
??歷經“丙辰之變”，浩動余生的回族穆斯林在廢墟上重建家園，經過20多年的艱苦創業，“趕馬幫，走夷方”，對外發展泰、緬貿易，經濟狀況漸有好轉，清真寺院經堂教育，迫切地需求《古蘭經》以開展宗教活動。光緒十九年（1893），云南崛起的回族商業資本家，經營“興順和”匯兌業務的“佑啟堂”馬氏弟兄發起第二次板刻《寶命真經》，敦請國內外知名的經堂教育家馬聯元（1841——1903）主持，開展刻經事宜。
 
??當時，在昆明南城清真寺組成“刻經處”，聘“丙辰之度”遺老馬觀政，哈吉馬安義（馬聯元次子）任監督。興順和總經理馬啟元任“管事”，總攬一切。首先制定一套嚴格的操作規則。由四川招來刻工高手二十余人。刊刻之前，要求按穆斯林“凈儀”規定，先作大、小凈始允許上臺面操作，經文由著名經師田家培哈吉書寫，專人送往玉溪大營清真寺呈馬聯元審閱，反復校對修正，確定無誤后，送回刻經處，粘貼刻板，用布包嚴，僅露出一行，刻就包好，再露一行，不允許以手抹拭經文。可見刊刻工程的嚴謹與莊重。

??歷時二年，“至圣遷都”一千三百一十三年（光緒二十一年1895）刻工告竣。全部刻板藏于南城清真寺。全經三十卷，耗資白銀八千五百兩，由省內外穆斯林認捐，并將其姓名鐫刊于該卷扉頁之上，表彰其功德永垂。
??“滇南棋陽（今玉溪）佑啟堂馬啟元，啟良、啟華、啟端”捐刻第1、22——29等卷。
??“蓉城（成都市）抱德堂馬晉統男中良、中立”捐刻第2——5等卷。
??“滇南棋陽納聯芳”捐刻第14——16等卷。
??“滇南棋陽曹安國”捐刻第12、13等卷。
??“滇南棋陽馬翔龍、室人鄭氏”捐刻第8、9等卷。
??“滇南阿迷州（開遠）馬維騏”捐刻第17卷。
??“滇南河陽（澄江）傅本仁、本善”捐刻第21卷。
??“滇南建水月生馬萬雪?捐刻第19等卷。
??“滇南棋陽馬恩湛”捐刻第20卷。
??“滇南棋陽馬子賢”捐刻第10卷。
??“滇南匡州（宜良）馬殿雪?捐刻第7卷。
??“滇南棋陽馬子賢之母李氏”捐刻第11卷。
??“滇南建陽（曲溪）馬廣發”捐刻第18卷。
??“滇南匡州馬鴻勛”捐刻第6卷。
??“滇南興義和馬煥文、同文、建文、廣文、錦文、敏文為先母馬氏”捐刻第30卷。
 
??木刻《寶命真經》的印刷與裝幀采用傳統工藝，全經分裝三十冊，質樸典雅，古香古色，發行后深受國內外穆斯林贊頌，風行一時，廣東、上海、南京、北平、大西北以及泰國、緬甸等地穆斯林踴躍郵購，僅初版就發行一千部之多。
 
??為了普及城鄉各地購置，特規定《寶命真經》每部僅收回成紋銀二兩八錢，自備紙張印刷者，亦聽其便，板不取資。

??《寶命真經》三十卷木刻板，歷經百年活動——日機空襲，文革。培養蒙安拉護拓，連同其他阿拉伯文，波斯文和漢文典籍木刻板百余種得以保存下來。當代文物考古學家沈從文先生譽《寶命真經》為“海內孤板”，認為即使伊其寺國家也不可能擁有類似的古蘭木刻板。也是中國各族穆斯林最珍貴的文化遺產。
 
??1985年8月，全國第二次《回族簡史》座談會在昆明召開，與會代表參觀了《寶命真經》和其他藏板后，無不表示驚異，認為是回族伊斯蘭教最珍貴的歷史文物。寧夏政協某單位負責人李楷順建議集資建“藏經樓”，妥為保存。已故回族穆斯林著名學者馮增烈先生揮筆留言：“根深葉茂，源遠流長”。自注“來自胡登洲（寺院經堂創始人）故里，睹諸善刻，嘆吾陜弗如。”

??1985年，云南省伊協為了“發掘整理和繼承我國伊斯蘭文化遺產。發揚愛國愛教的優良傳統和促進國際學術文化交流”，以及滿足廣大穆斯林學習，誦讀和珍藏的需要。決定影印發行木刻板《寶命真經》三十卷本。《征訂啟事》宣稱板本的特點是：“字跡工整，書法流暢，剛勁有力，有如一氣呵成之勢，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和中國阿拉伯書法的特色。是中國穆斯林教珍貴的歷史文物，在世界伊斯蘭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影印木刻《寶命真經》，運用現代新工藝印刷，不但保持木刻板原貌，而且先后經沙竹軒哈吉和省伊協同人對原板某些音符的書寫失誤，參考埃及國家版《古蘭經》（奧斯曼定本）作了更精確的校勘、訂正，使之更加正確無誤。
 
??美中不足的是卷首“馬文源序言”對《古蘭經》傳入中國沿襲舊說：“隋文帝聞風向慕，遺使至天方求經典，圣人（穆罕默德）命臣賽爾德·婉歌師赍奉‘天經全部’傳入中國，遂遍天下，子孫歷代相傳，以至于今。”此說似是而非。隋文帝楊堅統治時期（581——600）。穆罕默德（570——632）正當青少年時期，還沒有接受“先知的使命”。《古蘭經》系先知傳教二十三年（610——632）過程中陸續降示。直到第三任哈里發奧斯曼執政時期（644——656），《古蘭經》才集，整理，編輯成卷（奧斯曼定本），為全世界穆斯林所公認。《古蘭經》隋代傳入中國之說，顯然不符合史實，反映了前代學者的歷史局限性。
 
??初版影螢《寶命真經》500部發行國內外，不到一年已全部售罄。自1988年至1998年先后發行4版計6000部。反映新時期回族穆斯林繼“朝覲熱”之后，積極投入《古蘭經》的學習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