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是亞洲的文明古國之一，有過歷史悠久的文化藝術傳統，而歌德也曾在《東西詩集》中說：誰要真正理解詩歌，應當去詩國那里徜徉；誰要真正理解詩人，應當前去詩人之邦。他所說的詩國，就是伊朗。

    電影作為藝術的一種門類，至今有了一百多年的歷史。而伊朗的電影史，則始于1900年的記錄片，當時攝影機由歐洲進口而由宮廷攝影師將它用來娛樂德黑蘭的王室成員。隨后不久電影院也陸續的出現于這個國家，但直到1929年伊朗才誕生了第一部故事影片《阿比與拉比》，是一部模仿丹麥喜劇的默片，由美國人埃文斯?歐哈尼安拍制。伊朗的第一部有聲電影是三十年代初的《洛爾部落的一個姑娘》，講的是一個民族英雄的故事，而且演員全部是伊朗本土人，公映后引起轟動。

    伊朗電影在四五十年代發展比較緩慢。40年代庫尚創立了“米特拉影片公司”并連續拍攝了《生活中的風暴》、《羞愧的人》等作品而成為伊朗電影工業的開拓者，這也引起眾多電影公司紛紛成立并競相推出作品，但作品為數不多。50年代中后期時伊朗電影的年產量大概在15－20部，到了1961年則超過了30部，1965年超過50部，1972年時則達到90多部（相應的，電影院數量也不斷的增長）。70年代是伊朗電影的一個重要時期，則出現了一群特色各異的年輕導演，還有一些個性突出的“新電影”。這些新導演大部分在外國接受的電影教育，回國后從文化部和國家電視臺得到補助拍攝新影片，如達魯什?梅赫朱伊的《乳牛》、《郵差》、《米娜環道》等，其中《乳牛》以其樸素無華的影像風格和簡單真實的內容題材開創了伊朗鄉土寫實主義電影的先河，并深刻的影響了往后伊朗電影的發展；又如阿米爾?納德里的《奔跑者》、《水、風、塵》，巴曼?法瑪納拉的《月黑風高》等。
1979年，霍梅尼發動了伊斯蘭革命，使得伊朗陷入了政治上的動蕩不安，但不久后，革命的成功也讓伊朗電影的創作走進了一個新時代。
 
    80年代：曲折的電影道路

    在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以下簡稱阿巴斯）的成名作《何處是我朋友的家》中，有幾個段落是小孩在Z字形的山路上奔跑，而想到另外一個村子尋找他的同桌（為了還給他他的作業本）……這條Z形的山路不斷的在影片中出現（也常常在阿巴斯的電影中出現），其實，這何嘗不是伊朗電影史的一種真實寫照呢——伊朗電影，就在不斷的曲折前進著。
1979年的伊朗政治動亂使得一部分電影工作者到國外逃難，而電影生產也隨之大大萎縮，數量也急劇下降。革命成功后霍梅尼政府很快意識到電影對于維護政權的穩定統治的重要性，于是，一方面，霍梅尼政府將外國電影驅逐出伊朗影院，另一方面，新政府加強了電影審查管理，并成立了法拉比電影基金會，而促進了伊朗電影的發展。

    伊朗的電影審查制度跟別的國家地區有所不同的是，它由對政治主題的關注轉移到對性的暴露和西方的影響上，而外國電影常常遭到徹底的修剪甚至配音評論，隨后新政府不允許進口美國影片甚至將所有外國電影驅逐境外，因為他們將毒品、娼妓甚至是邁克爾?杰克遜的海報視為腐蝕人性的象征。而目前的電影審查的許多條例是針對電影中的女性角色，也迫使導演放棄拍攝關于夫妻及夫妻感情題材的影片。于是，在嚴禁拍攝色情和暴力的電影審查的限制之下，再加上沒有了好萊塢電影作品的競爭，伊朗電影更多的把鏡頭推向了伊朗的小孩，更多的關注人們的日常生活。

    法拉比電影基金會由政府1983年出資設立，主要目的在于提供大量的資金扶持新生代導演們的處女作創作，并協助民間制片和電影界的新進者，此外還建立了一種既對非伊斯蘭藝術和娛樂嚴格檢查又扶持拍攝遵守伊斯蘭宗教道德準則的“伊斯蘭電影”的政策。法拉比電影基金會在伊朗電影業中扮演了制片、發行、進出口等多重且重要的角色，并為伊朗電影工業帶來了新的創意和希望。

    此外，伊朗還在每年的2月初舉辦了法葉國際影展，在無形中促進了伊朗電影的發展，如第六屆時史無前例的頒發了七個大小獎項給女性電影工作者，而大大的鼓勵了女性在伊斯蘭世界的電影中的積極性，也使得更多女性加入電影創作行列。

    八十年代的伊朗電影，在曲折中慢慢發展著，涌現了一股新的力量，尤其是阿巴斯，這位八十年代末開始在世界影壇上扮演著重要角色的導演——日本著名導演黑澤明對阿巴斯的評價是：“很難找到確切的字眼評論基亞魯斯塔米的影片，只須觀看就知道它們是多么了不起。雷伊（雷伊是印度現實主義電影大師）去世的時候我非常傷心。后來，我看到了基亞魯斯塔米的影片，我認為上帝派這個人就是來接替雷伊的。感謝上帝。”
 
    90年代中期：生生長流

    九十年代是伊朗電影在世界影壇上最風光的一段時光，阿巴斯、穆森?馬克馬哈夫等新老導演的作品成為柏林、戛納、東京、倫敦等國際影展的常客，甚至獲得最佳電影獎。其中最出色的是阿巴斯。

    阿巴斯七十年代時通過拍攝短片《面包與小巷》而進入影壇，講的是一個小男孩拿著一只面包棍回家，經過一條小巷時一只四處游蕩的小狗攔住他的去路，小男孩一時不知所措，但最終決定掰一塊面包給狗吃……這是一部10分鐘左右長的短片，但已經有了他的后來一部分經典作品的雛形，如《何處是我朋友的家》、《生生長流》、《隨風飄逝》等。《櫻桃的滋味》是阿巴斯最好的作品獲得了1997年戛納電影節最佳電影獎，講述一個中年男子開車在德黑蘭郊外徘徊尋找一個能夠在自己自殺后處理后事的人的故事，而串起了生活中的很多人，收破爛的人、待業青年、年輕軍人、老氣象員甚至是同性戀者等，通過他們的對話而讓生活慢慢的浮現。隨后，1999年時《隨風飄逝》還獲得了威尼斯電影節評委會大獎……阿巴斯通過自己的努力，讓更多的人了解了他的作品，也使得伊朗電影走入更多的世界觀眾的視野，而他的作品風格，則“沿襲了達魯什?梅赫朱伊鄉土寫實風格，他采取了一種疏離政治的溫和敘事手法，輕而易舉地規避了伊朗神權統治下政治、宗教、女性等禁忌與限制，而開拓出全新的創作空間”、“阿巴斯的大部分電影將筆墨集中于兒童純真的世界中，鐘愛和維護兒童的真摯與單純，而且擅長從平凡的小處著筆、細處著手，樸實白描地講述一個故事”（周星等：《影視藝術史》）。

    稍晚于阿巴斯的另外一位重要導演是穆森?馬克馬哈夫，1981年時他給一部電影編寫劇本，第二年執導了作品《南松的懺悔》而進入影壇，此后執導了十多二十部電影作品，其中，《婚禮的祝福》獲得了1989年夏威夷等影展的獎項，《編織愛情的草原》于1997年獲得東京影展大獎。他的作品量不如阿巴斯，但風格多變，且電影語言活潑，勇于創新，而成為伊朗電影界的一位重要代表影人。
 
    九七之后：風中飄絮

    伊朗電影也經歷了一場“九七”的發展變化。霍梅尼以后的伊朗領導人不再采取強烈的政治措施來阻撓伊朗電影的發展，特別是1997年穆罕默德?卡拉米當選為伊朗新總統后，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勵扶持伊朗電影的發展，如重新制定電影工業規則，改進發展電影文化功能，并明確將電影定義為伊朗的娛樂產業等。在這樣的相對寬松的創作環境下，一些優秀的新導演新作品也不斷的涌現，使得伊朗電影成為亞洲電影中一支不可忽略的力量。
馬基德?馬基迪德，這位曾經在穆森?馬克馬哈夫的電影中擔任主角的電影人，在1998年時導演了《天堂的孩子》。這部作品隨后參加了多倫多、香港、倫敦、紐約等18個國際電影節榮獲11項重要獎項，還被美國《時代》雜志評為年度十大影片之一。2000年他又導演了作品《天堂的顏色》這部溫暖而苦澀的作品，同樣獲得了國際影壇的歡迎與關注。曾有人說，《天堂的孩子》中，導演就像是童話故事里的主人公一樣在森林里發現了一座美麗無比的房子，而《天堂的顏色》里他卻用一塊磚一塊磚的建筑了一座房子，這中間沒有扣子，沒有大懸念，沒有一點巧力可以借，就憑導演的死力氣，把事情寫到了極端。馬基德?馬基迪德延續了阿巴斯的樸實風格，也開拓了新的藝術成績。

    賈法爾?帕納西，這位曾經是阿巴斯的副導演的電影人，在阿巴斯的支持下1995年時導演了處女作《白氣球》，但這部作品還是有著很多阿巴斯的影子；1997年自編自導的《誰能帶我回家》試圖以片中片的方式突破兒童電影的局限，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績；2000年他導演的《生命的圓圈》更是突破了伊朗電影的禁忌，表現了女性在伊朗的生存困境。

    更加引人關注的是，這個時期伊朗還出了一位杰出的女性導演，薩米拉?馬克馬哈夫，她是穆森?馬克馬哈夫的女兒。她在18歲時候就導演了電影處女作《蘋果》，并入圍了戛納電影節“一種關注”的非競賽單元，同年她還應邀出任了洛迦諾電影節評委，成為歷史上最年輕的國際電影節評委。2000年，她憑借電影《黑板》獲得了戛納電影節評審團大獎，隨后2003年時又以《午后五時》獲得了戛納電影節評審團大獎。薩米拉?馬克馬哈夫以其小小的年紀，卻成為伊朗電影中的一道亮麗的風景。

    伊朗電影在九十年代進入了一個蓬勃發展的時期，但不可否認的是，隨著新世紀的到來，伊朗電影也逐漸的進入了一種潛伏期，但期待著，伊朗電影的再次迸發。
 
重要作品：

    《橄欖樹下的情人》（1994）編導：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
   
    一個電影攝制組來到地震災區拍片，被選作男主角的演員因過度緊張而口吃，導演臨時決定請攝制組里打雜的小伙子侯賽因救場。而侯賽因很久以來就想娶扮演女主角的塔赫莉為妻，但遭到她家人的拒絕。電影中扮演夫妻的這對戀人在現實生活中能否美夢成真？
這是阿巴斯早期最成熟的一部作品，戲中戲結構結合的很好，最后一段數分鐘長的長鏡頭更是經典中的經典，韻味悠長。
 
    《櫻桃的滋味》（1997）編導：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

    一個打算自殺的中年男子想找一個愿意將他埋葬的人，并答應給這個人一大筆錢。但就在他準備上吊的桑葚園里，他看到了噴薄而出的紅日，看到了綠意蔥翠的大地，看到了一群快樂的孩子，品嘗了甘甜鮮美的桑葚，在通向死亡的道路上發現了生命……
阿巴斯的獲戛納電影節最佳電影的作品，將宗教精神深深的融入作品當中，故事有些晦澀但鏡頭更加成熟。
 
     《天堂的孩子》/《小鞋子》（1998）導演：馬基德?馬基迪德

    小哈里不慎把妹妹僅有的鞋子丟失了，于是每天妹妹上學時穿他的鞋子，然后下學后再換給他去上學，兄妹僅有的這雙鞋子每天就在兩個人的腳上交換著，能夠找回丟失的鞋子或者再擁有一雙鞋子的渴望在兩個稚嫩的心中與日俱增地堆積著……
最熟為人知的一部伊朗電影，簡單的故事，卻折射著濃濃的人情味，且細節非常的精彩。
 
     《生命的圓圈》（2000）導演：賈法爾?帕納西

    七個都市邊緣伊朗女性的夢想在街頭交錯、傳遞，從白天到黑夜，恐懼、失落、到漠然接受。她們每天的際遇，正是她們一生命運的縮影……
七個女子的一天，也是她們的一生的縮影，也是身處伊朗這個宗教主義濃厚地區的大部分女子的一個縮影，即使白天的光亮所帶給她們的一絲希望，但也被黑夜所淹沒。而在不經意之間，導演的悲憫也如小溪般緩緩流淌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