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被人們作小滿克稱譽的沙甸
     沙甸為滇南著名回鄉，它位于云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個舊市北郊。據第4次人口普查資料統計，現有人口12099人，其中回族人口10 388人，占85．86％。
     從明清到民國以至今日，沙甸回族先后到麥加朝覲的哈吉多達200人次，曾因涌現出馬堅、張子仁、林仲明、林興華、林興昌等國內外知名教授、學者，以及由于沙甸伊斯蘭文化發達，伊斯蘭意識濃厚而聞名遐邇，人們都稱它是東方的小麥加。
     沙甸回族全民信仰伊斯蘭教，他們對伊斯蘭教的信仰、認識程度上雖然有深有淺，但人   人都把自己視為穆斯林的一份子。他們的生活受伊斯蘭教的影響很深，伊斯蘭教不僅支配著   峋穆斯林的精神世界，而且深刻地影響著他們的世俗生活。今天伊斯蘭教仍然是沙甸回族 大多數群眾虔誠信仰的宗教，仍然影響著這一地區回族群眾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講沙甸文化，離不開宗教文化。1949年初秋云南大學的江應梁教授曾在《滇南沙甸回族農村調查》一文中，對沙甸這個典型回族農村樸實的良好社會風氣作了報告：“這個近千戶人家的大聚落，全村僅有一間茶鋪，但顧客寥寥無幾，雖有一二家飯館，主要顧客也是過往的客人。酒店、煙館都沒有，村人雖也有抽大煙的，但人數卻不多，聚眾賭博這類事幾乎見不到。這種現象，一部份原因是由于宗教信條限制了村民的活動，再則是村中父老都能以身作則，對村民起模范作用，此不僅使這個農村在生活上減少了許多不正常的消費，而且在生產上產生了積極作用，……這個農村的特色是村民經濟狀況，比云南省境內一般農村較為富裕。宗教支配了村民生活的全部，養成他們勇敢、勤苦、耐勞、清潔的習慣，減少了一般農村中通常易見的墮落習慣與不良的嗜好；全村人民在這種合作而協調的氣氛中，度著悠悠的歲月。”   沙甸由干歷史悠久、經濟繁榮、文化發達、人才輩出，自紅河流域以至思茅、德宏乃至泰、緬、越、老、港、澳、臺、沙特都有沙甸人的蹤跡。自清朝至今，赴沙特朝覲的人，按人口比例來說，全國少有出其右者，有夫妻哈吉。有父子同朝，有 1門 3哈吉或 1人朝 2次、3次的，沙甸伊斯蘭教的民族性、群眾性、國際性突出，其特點一向為人所熟知。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由干歷代封建統治者在殘酷剝削壓榨各族人民的同時，還制造民族隔閡，實行民族壓迫，對少數民族血腥鎮壓，沙匈回族人民與其他少數兄弟民族一樣，亦經歷過無數磨難、浩劫。在反抗反動統治者的斗爭中，共同的宗教信仰更成為團結回回有力的號召，隨著歷史的進程，宗教的紐帶在沙甸穆斯林中益加結實了，宗教觀念就進一步的深植于回回的腦海，伊斯蘭教無形中就成了回回生存的標志。在10年浩劫中，由于林彪和“四人幫”瘋狂踐踏和破壞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制造了駭人聽聞的“沙甸事件”，不少無辜的穆斯林在這場悲劇中喪生，某些外國報刊造謠說“沙甸成了無人村”、“沙甸已從地球上消失了”等等。但是，沙甸回族人民沒有被壓倒，如今他們依然在這里生活、勞作，顯示了回回民族頑強的生存能力。
     沙甸，據傳初名黑角林或黑角棚、河邊寨西北村等等。根據沙甸墓地古碑（建于明洪武十二年即公元1379年）推算，在元末明初就有回民在此定居了。
     據史料記載，紅河州的回族主要來源是13世紀中葉隨忽必烈入滇的回回軍和隨賽典赤來云南的回回，其次是明初隨沐英征滇留居云南的回回。他們大多居住在壩區城鎮和靠近交通沿線、河流的地方，少數居住在山區。這是因為回族的先民大量進入云南后，在元、明時期是服從于軍事任務，戍守各重鎮要地，屯田，經商等，或由于民族來源、生活特點、宗教信仰以及經濟文化上的各種需要，自然而然地聚居在一起，部分回回陸續定居沙甸。最腑來的是金家，其次是白家，再次是王家、林家。金家祖籍福建泉州，遷來的年代已不可考，初來時在村西之龍潭口建屋居住，今龍潭前“魚峰小學”校址，便是金姓老屋捐獻。白姓在陰嘉靖時自石屏遷來，其后人白金柱，清代封“忠果公”，人們一般叫“自軍門”，他與三子白亮誠對沙甸乃至云南省的文化教育事業做出過貢獻。沙甸村中現在以王、林二姓最多，沙甸民間有“王家王半寨、林家連通街”之說。林姓據傳祖籍福建，是商朝比干的后裔，始祖林鐘（原系漢人）元至元時隨咸陽王賽典赤來滇，任昆明城守城參將，得王龐信，以女妻之乃改車回教，后由昆明移居石屏大水，再由石屏分支移居沙甸，其時間當在明手中葉。王姓乃二支，一支是由石屏遷來，另一支是南京姜氏老祖婆的后代。村中還有馬、張、沙、陳、季、余、蘇、丁、納、賽、田、葉、虎等姓，賽、納、馬、白、了諸家據說都是咸陽王的后裔。

                       二、清真寺的今昔
     沙甸初期穆斯林人口不多，為了需要，明初在西營就建蓋了一所土屋作為清真寺，比較簡易，貌似農舍，還有一間水房。以后隨著人口的增加及穆斯林經濟的繁榮，就另建卜所有文字記載的清真寺。《蒙自縣志》載，清康熙六十一年冬立的《沙甸清真寺捐資置田碑記》記日：“沙甸之有清真寺起于前朋弘治中。”
     明崇預五年（公元1632年）阿迷土酋普名聲作亂，“擾州城，并吞鄰都”，沙甸首當其沖，清真寺被焚毀。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75年），沙甸回民又集資“啟建今之觀宇，視前規制，廣大宏敞，煥然巨觀，此本村清真寺之顛末也”。這是沙甸有文字記載的第2所清真寺。“為了解決清真寺的常年經費，修繕，周濟遠方來客，始有置日制產之舉”，但恐   “歷年久遠，契卷遺落……固鐫為碑志”①。
     乾隆盛世，沙甸人口、政治、經濟、文化有了很大的發展。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沙甸穆斯林已達280戶左右，人口增加到1000多人，原建清真寺狹小，漸漸容納不了做禮拜的人，兩季“爾德”更是大半人站在外面天井中禮拜。乾隆三十年（公元1766年），適穆斯林經濟興旺發達，生活富裕，大家樂捐，又在原址擴建規模更加宏偉壯觀、可容千人以上做禮拜的大清真寺。據說。清代沙旬舉人主殿南上京趕考，很容歡故宮建筑筑，于是畫了圖樣帶回，請木匠照圖施工興建。寺門殿脊、檐下都畫有星月圖案，作為伊斯蘭教標志。內堂空心，中間沒有柱子，間與間之間用過梁搭接。器形結構，外表飛檐，脊高7米，寬5間共30米，進深20米，前面屏門13扇，為3層浮雕，刻畫有山水鳥魚、喜鵲串梅、魚龍戲水等圖案，工程浩繁，美觀大方。大殿之下有兩耳房共10間，上下兩層約400平方米。大段對面20米處，建“叫拜樓8，高約15米，共3層，底盤占地30平方米，逐層上升，形成六角形尖塔。塔前 8米處》一大廳，寬10米長20米，作鄉民議事和小學經文教室。此外還有廂房、廚房、沐浴室、女生課堂，整個清真寺自成院落，對稱協調、樸實大方，有主體、有陪襯。王殿臣還掛了一塊匾，上面寫著“造化之源”4個大字，寺門外兩只栩栩如生的石獅子蹲立兩旁。大門上方，懸掛著乾隆戊子科進士、高淳縣知事金友蘭書寫的“清真寺”匾聯，這是沙甸穆斯林集資建 筑的第3座清真寺。
     道光年間，對清真寺進行了一次大翻修。光緒年間因寺址低，每年雨季地脈水發時，大殿樓板底下遍地冒水，白軍門（金柱）倡議把大殿在原基礎上晉高5尺，委托林發榮管事帶領動工，并決定所需木料概在后山墳地內挑又粗又高的毛木樹砍伐使用。借林管事工程未竣即已歸真，繼由王英大管事接任修建完工，人們就一直把這座寺稱為“沙甸大清真寺”。它曾是歷代培育英才的最高學府，在不同歷史時期曾是穆斯林評判曲直、調解糾紛的法庭，亦是治療精神疾病的“醫院”。名經師劉祖武、合成梁、馬健之、王家鵬、田家培、王少8、王富源、林應祥、馬文福等曾在此設帳授徒，江、浙、川、桂、粵、湘、隴、內蒙古諸   省學子聞道而來。
     1978年政府撥款和群眾籌資新建，其規模較過去宏偉。1930年7、8月份在大片低洼水田上破土動工，到1981年2月份竣工，前后只用了半年的時間，全村男女老少，不分白天黑夜，輪班參加義務勞動，用了幾千個勞動日，挖填1萬多立方米的土方，整個工程竣工面積3000平方米以上，僅“朝真殿”的使用面積就有2 190平方米，可容納5 000人以上，是目前國內最大的禮拜殿之一。殿前匾額重疊，大小相間，均系各地穆斯林捐獻。殿有前門和側門，前門自19扇大屏門相聯組成，鑲有大塊玻璃，光線十分充足，整個清真寺富麗堂皇，水磨石地板明亮如鏡。1981年2月27日圣紀節，并舉行沙甸清真寺落成典禮，全國有10個省、市、自治區的5萬多回民前來參加慶祝活動，盛況空前。這是沙甸第4次重建的清真寺。
     沙甸還有6座清真寺，在建筑格式上各有特點，有的是鋼筋混凝土建筑，結構合理布局得當，殿內寬敞明亮；有的是磚木結構的古典建筑，樓閣聳立，飛檐高翹。村頭有一小寺。仿照我國西北地區的古寺建造，專供哲赫林耶的穆斯林群眾禮拜。

               三、沙甸伊斯蘭敦的幾個教派及其演變
     （一）格底目 云南穆斯林俗稱為“老教”，這一派占沙甸穆斯林的70％。
     （l）哲赫林耶 清朝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前后傳入云南各地。紅河州共有5992人，其中沙甸川方寨有670人，一般稱他們為“新教”。哲赫林耶的創始人是馬明心，嘉慶十七年，被清政府殺害于蘭州。其長子馬順清被充軍到云南他郎（今墨江縣）礦山服役，被明心的學生云南通海古城村的富商馬三爺名云照又名學成阿訇探知，設法跟隨至他郎，以重金買通武官孫大人（世恒），得于釋放出獄，兔遇“監斃”。出獄以后，在馬云照的幫助下在墨江回輝沖定居，娶妻立室，生有五子，其第三子馬世麟又名復生，后來落居在河西大東溝。杜文秀起義時馬世麟參加起義軍，1864年臨安梁士美堵水淹沙甸，在這緊急關頭，馬世麟帶領劍川以及開化、墨江、元江、峨山、玉溪、河西、華寧等地哲赫林耶的群眾300多人趕來助戰，在戰斗中陣亡了200多人，死者安理在沙甸村東北山上，直到“文革”后，許多碑石尚存。知名的頭目有大東溝馬占魁、馬弘、馬兆南、馬起云、葉國良、王玉 德、馬國輔、馬應良、毛之章，還有文山的馬仁義，劍川的馬榮飛，元江的林祖師。這些支 援沙甸解危的各地穆斯林作戰勇敢，深得沙甸回民的贊揚、尊敬，曾挽留一部分暫赫林耶穆   斯林，定居于沙甸三岔街中心。后來因人口增多，逐漸集中在村東的東方寨聚居，為了紀念 參加反清斗爭中壯烈犧牲的劍川穆斯林，將東方寨改名為川方寨，此地名一直沿用至今。   川方案形成之前，哲赫林耶派于嘉慶年間就建蓋了一所土木結構的清真寺，教務完整保持著哲派的觀點和傳統。內部與河西東溝及彌勒竹元、小寨一帶同派聯系得很緊密。“沙甸事件”原清真寺被毀，后又新建了一所。殿堂隆起飛檐四出，精美別致寧靜，寺院花卉芬芳，除大殿外還設有經堂水房。該寺曾為哲赫林耶培養了不少“穿衣”阿訇。 （三）伊赫瓦尼 中國伊斯蘭教伊赫瓦尼的創始人是馬萬福，人們叫他“果園哈吉”。 1916年，沙甸白亮誠先生在朝覲途中，遇見了“果園哈吉”，多次聽他宣傳，接受了他的學說。    從歷史上看，沙甸三個教派曾有過嚴重的對立。封建統治階級采取利用、限制和鎮壓政   策，有意挑撥，制造宗教糾紛，致使各派之間相互論戰與攻擊，曾嚴重不和甚至造成流血事 件，演成民族仇殺，給穆斯林的心靈深處留下極為沉痛的創傷。新中國成立后，在黨的宗教 信仰自由政策下，沙甸的幾個教派大體是團結的，一些歷史遺留下來的裂痕，大家都能本著 “求大同存小異”的原則，提倡“各行其是”、“互相尊重”。沙甸幾所清真寺的教長、阿訇和管事一直重視團結工作，經常以《古蘭經》或《圣訓》教導啟發沙甸穆斯林內部教長、 阿訇消除誤解，加強團結。如這些年來，川方寨哲赫林耶在慶祝圣誕并為畢業阿訇“穿衣”．大清真寺教長阿訇應邀都前往參加，還親自為畢業阿旬穿衣。大家歡聚一堂，推心置腹，以   經堂教育是伊斯蘭教宗教教育的一種形式，沙甸自清代至民國幾百年間，在清真寺內設和經堂教育中，培養了不少宗教學者、宗教領袖以及兼通經儒的大師，推動了伊斯蘭教的傳播和發展。僅現代如馬堅、林興華、林仲明教授，張子仁、林興智阿訇等，今天都成為沙甸乃至全國宗教文化界的代表人物。
     沙甸清真寺的經堂教育，其經費、教師、課程設置均由清真寺負責，以阿拉伯文及伊斯蘭教主要經典為學習內容，分小學、中學、大學三個學習過程。
     1．小學教育是啟蒙教育，兒童首先背誦“克里默·舍合德”（作證詞）。《赫聽》和《雜學》是這階段的主要課程，前者是云南經學大師馬聯元從《古蘭經》中選出《福力至大》的篇章輯成，穆斯林俗稱叫。八段索勒”。包括首章《法提哈》和《白革勒章》前五節、《阿雅特庫爾西》、《雅西尼》章、《穆勒苦》章。上課由教師口授，學生跟隨教師的聲調朗讀，直至《赫聽｝）中所選經背熟為止。老師不作講解，也不要求學生理解其中的涵義，因為兒童根本接受不了這些深奧的說理，而且兒童也無解釋的要求。（雜學》包括念、禮、齋、課、朝諸功的基本常識，以及祈禱的經文。初學兒童能熟練的背誦一些古蘭篇章后，即教授阿拉伯語拼字，一般叫“擱字”。由于有了發音和誦讀的基礎，，所以就“駕輕車，就熟路”，依恃這根拐杖循序，邊相字、拼音，邊念《古蘭經》至能大體自認自學。啟蒙教育以能夠熟練背誦《赫聽》、《雜學》及拼讀阿拉伯文，能念一至二本《古蘭經》等必修課程作為結業標準。此時教師還在每周“潘閃”（星期四）晚抽一節課，專講述前輩圣賢的故事，如《五番大圣》、《天方大化歷史》、《天方戰克錄》等。此外，還加每周國際時事簡述。通過對兒童進行愛國愛教的教育，培養他們崇善止惡，勤學勇敢，忠誠待人，熱愛祖國的情感。激發其為教為國獻身的心靈。   為了適應穆斯林婦女學習教律教義的需要，沙甸清真寺還另擇教室開辦女校。由師母教授，除同男孩受完啟蒙教育小學課外，還要重點學習《菲斯里》（天行分信篇）、《母希瑪提》（教款捷要）、《爾母德》（清真玉柱）等。
     2．中學階段，首先在教師指導下，背誦《赫窩依》（字法初程），《覓夫拖哈》（字法撮要），《綏勒府·悶臺細格》（字法程序）。通過背誦、強記使學生全面掌握阿拉伯文的動詞變化，“伊德阿姆”（疊字法），《伊阿略里》（柔弱字母變換）等規律。
     這是進入阿拉伯文的一道難關，一般阿訇通稱“鐵門坎”。在完成上述課外，繼之而來的是學習文法（爾瓦覓來）、《納哈五·門特細格》和《可菲葉》等，以求全面地掌握阿拉伯文的詞語變格規律。修完上述課——字法學、文法學，意味中學階段的結束。
     3．大學教育，云南寺院經堂必修的“大學”課程是五大本。《滿倆伊》（文法大全）、《哲略來尼》（古蘭經注）、《偉戛葉》（教法學大綱）、《白雅尼》（修辭學）。
     除此之外根據各人所愛，尚可選學哲學、邏輯學、教法學、文學等。通過五大本學習，對《古蘭經》教義學、教法學、修辭學有了較系統的了解和認識，具備了阿訇的條件，便可為此舉行“穿衣”畢業儀式。
     為了適應時代需要，大清真寺曾兼辦中文班，造就既有阿拉伯語文基礎，又有漢文基礎的青年人才。1920年，白亮誠在沙甸清真寺里搞了一個試驗班，由馬元卿先生講授國文和阿文，白氏講授《古文》。目前，大清真寺一直在多層次、多渠道探索教學方式。在積極發展傳統的經堂教育的同時，還探討新的教學經驗，切磋教學方法，嘗試新老結合，中阿結合，多學科結合。堅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方針，培育宗教界適應四化建設的人才，他們選送了多名學生到北京外語學院去培訓和送出多名學生到沙特、敘利亞、伊
朗、巴基斯坦等國家去留學。

                   五、沙甸近年經濟文化發展情況
       “文化大革命”中，沙甸是云南省的“重災區”之一。“四人幫”一伙制造的“沙甸事件”冤案，給沙甸穆斯林帶來了空前的災難，政治上受迫害，經濟上遭到嚴重破壞。清真寺被毀，阿訇被批斗，有的還被打成“反革命”，沙甸穆斯林的正常宗教活動如禮拜、把齋被當作“封建迷信”而強令禁止，甚至連民族風俗習慣也得不到尊重。由于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遭到嚴重破壞，傷害了回族群眾的宗教感情，使黨群關系、干群關系、軍民關系、民族關系都呈現緊張狀態，生產上不去，就是簡單的再生產也難以維持，群眾生活水平逐年下降，連溫飽也成了問題。列寧早就告誡過：“傷害宗教感情，會帶來許多害處。”④“沙甸事件”的后果證明了列寧的論斷。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恢復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經黨中央批準，云南省委、昆   明軍區黨委在1979年2月為沙甸事件平反，沙甸回民又重見天日。
     平反善后工作認真、嚴肅、積極，在各級黨委的關懷和州、市委的直接領導下，從民族   政策、宗教政策的落實到孤老孤兒的撫恤，從成年孤兒的招工到死難家屬的照顧，工作做得   具體周到，黨的政策溫暖了回族人民的心。
     隨著形勢的發展，黨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各項農村政策的進一步落實，沙甸穆斯林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充分調動了起來，他們的意志和力量被引導到為實現黨中央提出的總任   務、總目標上來，從1986年開始，沙甸在“以安定團結為基礎，以發展經濟為中心，以黨的   政策作保證，建設繁榮、富裕、文明的社會主義新沙甸”為目的的發展戰略思想指導下，短   短幾年時間，徹底改變了“四人幫”造成的殘破局面，社會面貌煥然一新，經濟狀況和群眾   文化生活發生了歷史性的可喜變化。
     1．回民對黨的感情加深了，愛國熱情提高了。穆斯林反映說：“共產黨是我們的大救   星，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沙甸事件的平反，也不可能有我們穆民的今天。”沙甸的穆斯林牢記   先知穆罕默德“愛國是伊瑪尼（信仰）的組成部份”的名言，他們把愛國思想變成了參加社   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際行動。
     2．教長、阿訇等愛國人士，在黨的宗教政策指導下，關心國家大事，積極參加現實生 活，他們在宗教活動過程中，結合黨和國家的現行政策、法令向群眾進行宣傳教育，在兩個 文明建設中，倡導支持義務教育，并籌資幫助建立學校，動員自己的子女進學校，學科學、 學文化，有的還動員自己的家屬帶頭實行計劃生育，以實際行動推動本地區計劃生育工作的 開展。近幾年來，伊斯蘭教界人士中涌現出了不少成績顯著的先進集體和個人典型，在省、州、市政府、政協召開的各種表彰會上受到贊揚和獎勵。阿訇和教長們除了自己身體力行 外，還引導親屬和自己聯系群眾，發揚伊斯蘭教關于團結、友愛、助人為樂、尊老愛幼、講 文明、講禮貌、遵紀守法、愛護公共財產的傳統，樹立社會主義道德風尚， 使五愛（愛祖   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體現在日常生活中。他們還教育子女，使之成 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能為四化出力的人才。 3．改善了軍民關系，加強了軍民團結。“沙甸事件”平反后，軍民關系日益密切，他們深知10年動亂中穆斯林是受害者，人民解放軍也是受害者，根子是林彪、“四人幫”。在互相諒解的基礎上，解放軍和沙甸穆斯林群眾制定了軍民共建精神文明公約。部隊首長親自到沙甸公開道歉使群眾非常感動，伊斯蘭教盛大節日部隊首長應邀參加，贈送錦旗、賀信表示祝賀，沙甸穆斯林也應邀到部隊參加座談。1984年5、6月間解放軍開赴“自衛還擊”戰場經過沙句時，回族群眾在路口設了茶水站，慰勞子弟兵。1985年春節前夕，他們又組織有宗教界人士、群眾參加的慰問團，拉著從西北買回來的駝駱和自己種植的蔬菜、甘蔗等物品，帶著沙甸廣大穆斯林對人民解放軍的深情厚意，奔赴“兩山”前線慰問子弟兵，魚水之情又在互相體諒中重建和加深。
     4．經濟的迅速發展。沙甸歷史上人多地少，因而形成了重視農業、商業和手工業的傳統。解放前的沙甸回族農商兼作，其中90％的農戶經營運輸、商業并擁有一些糖坊、油坊、皮革制品等傳統手工業，商品經濟比較發達。
     解放后，在黨的英明領導下，貫徹執行了民族宗教政策，沙旬發生了翻天履地的變化。根據民族特點和地理優勢，沙甸被劃為經濟作物區，以種植蔬菜、甘蔗為主，生產得到了更大的發展，經濟欣欣向榮二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1957年農副業收入同解放初期1952年相比，增長了50％。
     然而從50年代末期開始，由于“左”的思想影響，尤其是在“以糧為綱”的口號指導下，強行將沙甸劃成糧食作物區，菜地變成了水田，幾千人被迫在有限的小塊土地上種植食，自然優勢被人為地剝奪。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通過撥亂反正，平反了沙甸事件，落實了各項政策，僅短短幾年間，經濟狀況和群眾生活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1978年沙甸工農業總產值是86．88萬元，其中工業產值僅6．88萬元，人均收入61．6元，私人儲蓄312戶，4．48萬元。1987年工農業總產植達到4570萬元，比1978年增長52．6倍；工業總產值4 332．46萬元，比1978年增長629．71倍；人均收入633元，比1978年增長10．9倍；私人儲蓄有2 51O戶，達458．4萬元，比1978年增長102倍；農業收人674．5萬元，只占總收入的7．8％。1978年至1987年間鄉鎮企業實現利潤888萬元，上繳國家稅金640萬元。1990年沙甸的工農業總產值達到了5 398．2萬元，其中工業產值是5 279．5萬元，農業產值是118．7萬元，僅占工農業總產值的 2．2％。
     沙甸回族重視基礎教育，沙甸現有4所完全小學，2所村小和1所中學，小學在校生2 043人，中學有658人，小學共有60個教學班（其中 2個幼兒班 7個學前班），共有小學教職工110人。中學辦有15個初中班和2個職業高中班，教育總投資400多萬元，現有中小學生3 000多名，1985年即實現免費。四率持續增長，入學率100％，鞏固率99％，畢業率98．8％，普及率達99．3％。沙甸有一位富了不忘家鄉教育的年輕企業家，名叫王正洪，為建校育人，支持家鄉發展教育事業，自愿捐資20萬元，在新沙甸荷葉壇村建蓋一所學校，區委、區公所為了表彰他捐資助學的精神，將這所學校命名為“正洪學校”，并任命他為該校名譽校長。
     鄉鎮企業的發展，對知識對人才的需要提出了新的要求。為此，沙旬結合實地需要，舉辦了各種各樣的職業技術培訓和成人教育，以適應經濟發展的要求。首先在十三中開辦時職業高中班（即阿語、電工），1987年又舉辦汽車修理班、針紡班，1988年繼續招收電工、冶煉各一班，1989年招文書、阿語班。其次有針對性地培養實用技術人才，于1987年和1988年先后兩次組織駕駛員培訓班達112人次，從1982年至1985年舉辦了18期農科技術培訓班。
     隨著工廠規模的擴大和生產的發展，需要大量的企業管理人員和技術工人。對此，沙甸不借高薪到湖南、天津、昆明等地聘請高級工程師，對工人和干部進行技術管理培訓。電冶廠還在籌建階段，便送出42人到昆冶學習。針織廠投資近27萬元，委托上海工程技術大學紡織學院代培本科大學生10名，委托省紡織工業學校、昆湖針織廠等就統計、財務、計量、質量檢驗、設備管理、生產調度等各方面管理知識進行培訓，現在到廠的257名職工中，經過培訓的技術人員及管理人員達234人，其中外出培訓154人。1989年投廠以來，已生產出近百個品種規格的針織服裝，打入30多個縣市，獲得了較好的經濟效益。重視教育和科學文化知識，換來了一大批沙甸自己的技術人才。如今，沙甸有了自己的工程師、會計師、經濟師，具有各種初中級技術職稱的人員達35人。
     5．沙甸成了鄉村里的城市。沙甸多數人家都新建房屋，式樣新穎、鱗次頡比，樓閣亭臺多姿多采，伊然“別墅”。單車、摩托、皇冠小轎車、東風大卡車等交通工具，以及彩電、冰箱等家用電器都進入很多農家。街上可看到不少婦女都還戴著阿拉伯式的白色蓋頭，男的戴著白帽、紅帽，年輕女子衣著時髦，高雅、整潔，穆斯林的特色非常明顯。農貿市場擺滿了牛肉、雞、鴨、魚蛋、蔬菜、小百貨、副食、糖餅、水果。家家用上電燈、自來水；水泥街道兩邊安裝了水銀道燈120盞，電影院、文化站、衛生院、敬老院應有盡有。去過沙甸的人，都感到這是一個鄉村里的城市，是一個充滿了伊斯蘭教文化特色的鄉鎮。
注釋：
     ①《沙甸回族史料》第149～150頁。
     ②③李榮昆：《沙甸穆斯林聚居區宗教情況調查》、《淺談沙甸伊斯蘭教在兩個文明建
       設中的作用》，見《宗教調查與研究》第1期。
     ④《俄女工第一屆代表大會的演說》，見《列寧全集》第28卷第16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