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一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中﹐死亡的猶太人據說有六百萬人﹐但是這個數字受到歐洲許多歷史學家和學者的質疑﹐他們認為這是歐洲國家為了達到政治目的而故意夸大的數字﹐如法國學者羅杰?加洛蒂。    圖圖大主教說﹕“我有一次同德國大使交談﹐他承認德國犯了兩個錯誤﹕一是對猶太人屠殺﹐二是迫使阿拉伯人受苦。”

       以色列是西方國家全力支持在巴勒斯坦領土上創立的新國家﹐為了西方的全球戰略和利益﹐承受著地緣政治的壓力﹐從長遠的效果看﹐無異于迫使這個民族自殺﹐因此西方國家對以色列的殘暴行為一律保持默許。    例如今年年初﹐以色列向加沙地帶發動軍事行動﹐在短短的22天里殺害了至少1400名巴勒斯坦人﹐多數是無辜的平民﹐其中多為婦女和兒童。  巴勒斯坦在2006年舉行大選﹐堅持抗戰的哈馬斯獲得了絕對多數選票﹐但是西方國家不予承認﹐而對選民進行懲罰。  因此﹐以色列敢于對哈馬斯控制的加沙地帶160萬巴勒斯坦人民加緊制裁﹐限制他們的行動自由和對基本生活物質禁運﹐逼迫他們背叛和推翻哈馬斯。

       圖圖大主教說﹐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民所采取的一切暴力行動﹐如軍事襲擊﹑設立路障﹑限制他們的行動自由﹐對于以色列的安全和地區和平都不能起作用。  他說﹕“以色列應當從他們所遭受過的歐洲大屠殺吸取教訓﹐(對巴勒斯坦人民)建立高墻﹑軍事打擊和經濟制裁﹐永遠不會從中獲得安全。”    他說﹕“在我們南非﹐當年的政府也曾經采用槍桿子鎮壓來換取安全﹐但使他們大失所望﹐對野蠻的暴徒從來就沒有安全可言。 他們后來獲得了安全﹐是發生在承認全面人權和對人尊重的時候。” 

       以色列右翼勢力的代表﹑現任總理內塔尼亞胡星期四說﹐以色列應當從大屠殺中吸引的教訓是﹐以色列必須保衛自己。   圖圖大主教批評以色列采取的隔離政策﹐在被占領的巴勒斯坦領土上建造高墻﹐比當年南非實行的種族隔離政策更為惡劣。  他說﹕“當年﹐我們把孩子送去瑞典﹐但是最難的一關是在南非出境關卡﹐必須向海關警察求饒。   他們為所欲為﹐同意或不同意﹐完全看警察的心情如何。   但是﹐他們還沒有對我們集體懲罰﹐沒有被迫拆遷﹐沒有以恐怖主義的名義抓捕家庭成員。”

       以色列在被占領的巴勒斯坦領土上約旦河西岸建造的隔離墻﹐長達900公里﹐大墻之間設立崗哨﹐由以色列軍隊把守﹐巴勒斯坦人民被剝奪了最基本的生活條件。  國際法庭(ICJ)公布了對巴勒斯坦隔離墻的判決﹐定為非法行為﹐勒令以色列政府賠償巴勒斯坦人民的損失。

       圖圖大主教要求以色列政府撤銷對巴勒斯坦人民所實行的懲罰性制裁。  他說﹐當年對南非政權的國際制裁是必要的﹐例如抵制國際體育比賽﹐“南非人熱愛體育運動﹐所以體育制裁從心理上產生了巨大影響。  其次﹐武器禁運和體育制裁減少了南非政府的經濟收入。”   圖圖大主教提議國際社會應當對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暴行實行國際制裁﹐迫使他們回到談判桌上來﹐協商和平方案。  他說﹕“當時國際社會對南非的制裁﹐使人民感受到國際上有人在關心我們﹐使我們看到了希望﹐感受到了自己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