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來﹐是西方社強國在全球表現最強盛﹑最富有侵略性的時期﹐面對穆斯林世界﹐正是對八百年前十字軍慘敗的復仇雪恥﹐繼續祖先的使命﹐徹底消滅伊斯蘭。 戰略規劃一套又一套﹐秘密研究機構遍布歐洲和美國﹐先有“東方學”的出現﹐后有“圣訓學”的研究﹐希望從伊斯蘭社會和穆圣言行中找出紕漏﹐成為摧毀千里大堤的“蟻穴”。 二十一世紀之初的“9-11事件”﹐美國發動的世界“反恐”﹐聯絡整個西方世界并且在穆斯林內部招降納叛網絡走狗幫兇﹐美國前總統布什曾揚言是新“十字軍之戰”。 第一個十年逝去在即﹐看來消滅伊斯蘭的戰略不見成效﹐反而穆斯林越戰越強﹐伊斯蘭的影響空前擴大和深遠。 西方學術界與政治配合的研究規劃﹐轉向了《古蘭經》﹐開辟一個新學術十字軍陣地﹐準備向伊斯蘭發動新一輪總攻擊。

在西方國家的高等學府中﹐出現了一個《古蘭經》研究的高潮﹐具體地說﹐歐美社會集團扶持數以千計的研究生﹐其中有碩士﹑博士和社會學研究員﹐都在鉆研《古蘭經》的詞句﹐吹毛求疵。 他們希望弄明白﹐究竟為什么這部經典有如此超常魔力能把全世界數千個不同民族的十多億人迷惑住﹐人人決心用生命維護信仰。 這個事件的發生﹐既非意外﹐也不是偶然性﹐也沒有證據證明是集體蓄謀﹐而是各地自發現象﹐是西方在打擊伊斯蘭的規劃屢屢失敗之后的必然結果﹐符合事物發展的邏輯性。
 

西方的不孝子孫﹐對不起十字軍時代的老祖宗和戰勝土耳其的先輩英烈﹐沒有完成先人未竟事業﹐羞恥之極﹐無地自容。 從最近五十年的歷史事實看來﹐西方強國對穆斯林國家和伊斯蘭信仰費盡心機﹐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宗教﹐無所不用其極﹐但沒有取得成果﹐伊斯蘭還在如日中天﹐蓬勃發展。 “9-11事件”之后發生的各種國際動亂﹐處處看到《古蘭經》在穆斯林抵抗運動中的精神威力﹐這是引起西方學者﹑傳教士和研究機構對《古蘭經》產生興趣的最近因素。 他們研究《古蘭經》課題的共同思想﹐是尋找“穆斯林問題”的根源﹐因此獲得政府部門﹑私人公司﹑情報機構的慷慨解囊巨額贊助﹐不發愁研究經費。 他們的研究成果﹐碩果累累﹐許多地方采用的是“速成法”﹐向贊助單位報告成就﹐發表了連篇累牘的論文﹐出版的書籍汗牛充棟。

這些人研究的共同專題之一是“吉哈德”﹐早期的西方人曾經翻譯為“圣戰”﹐看來問題不是那么簡單﹐《古蘭經》能造就不怕死的精神﹐成為穆斯林世界的普遍性格。 其次是《古蘭經》中“恐怖主義”的哲學研究﹐美國前總統布什發明的西方新戰略﹐是針對伊斯蘭和穆斯林的世界“反恐”戰爭﹐學者們要為美國為首的西方戰略從《古蘭經》字里行間搜尋證據。 也有人野心勃勃﹐妄想通過《古蘭經》改造世界穆斯林﹐例如在美國控制下的某些穆斯林國家﹐遵命出版“新編古蘭經”和“古蘭經選讀本”﹐給被壓服的地區送去美國編造的學生課本﹐其中刪除了有關吉哈德的一切經文﹐只灌輸美國指示的順從﹑屈服和逆來順受的片面思想。 西方國家投入了巨大資金掀起《古蘭經》研究高潮﹐研究的方向遠遠超出了宗教范疇﹐而擴大到政治﹑軍事﹑經濟﹑教育﹑文化許多領域﹐這場研究運動﹐被許多人形容為“出征”﹐因為等同于作戰的使命﹐是早期“東方學”的死灰復燃﹐變本加厲。

這個新潮流的代表作是《古蘭經與西方》(The Quran and the West)﹐是“9-11事件”之后出現最早的西方古蘭經研究成果﹐作者是凱奈斯‧卡拉格(Kenneth Cragg)。 他把現代世界上發生的所有穆斯林事件﹐都歸咎于《古蘭經》。 這本書被西方政治家們評論為“新圣經”﹐是把現實穆斯林社會各種弊病與《古蘭經》結合最密切的一部書﹐幾乎現代發生的每件“罪惡”都能從《古蘭經》中找到直接原因﹐是“六十多年來﹐西方人對古蘭經研究的天才著作﹐是解釋伊斯蘭不可多得的稀有財富。” 當然﹐其中的論證和結論﹐多是無稽之談﹐牽強附會﹐證明伊斯蘭“恐怖根源”和穆斯林受《古蘭經》的影響形成“好戰與好斗”的本性。 這些“新發現”﹐只是布什和卡拉格之流暫時自鳴得意﹐但是謊言永遠也壓不倒真理﹐《古蘭經》不因爬進幾個小蛀蟲而失去真主啟示的光輝。

從歷史上看﹐仇恨伊斯蘭和敵視《古蘭經》不是二十一世紀的“新生事物”﹐如前所述﹐十九世紀西方同土耳其奧斯曼帝國作戰時﹐在后方豢養了一批文痞﹐研究摧毀伊斯蘭的“東方學”。 又通過這些看家犬們﹐翻閱歷史故紙堆﹐搜尋出早在十四世紀他們的祖先就曾經為消滅伊斯蘭研究過《古蘭經》。 公元1312年﹐羅馬帝國召開了一次歷史上臭名昭著的“維也納教會理事會”(The Church Council of Vienna)﹐確定在歐洲建立批判伊斯蘭的研究基地﹐如在巴黎﹑牛津﹑博洛尼亞﹑阿維尼翁和薩拉曼卡﹐但是沒有出現什么驚人的成果。 從以上兩次研究《古蘭經》的行動中﹐當今流行西方的伊斯蘭學術熱畫虎不成反類狗﹐因為在過去六百年﹐從六千言的真經中沒有找到紕瑕﹐可以預見﹐必然又是一場失敗。

正如艾德華‧賽義德在1978年所說﹕“今天的西方對伊斯蘭的研究者﹐不會再自稱是東方學了”﹐因為東方學最興盛的時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明目張膽宣傳消滅伊斯蘭。 現代西方的《古蘭經》研究﹐新瓶裝舊酒﹐內容不變﹐目標一致﹐但是名目和包裝上在翻新﹐標榜以“伊斯蘭”﹑“穆斯林”或“古蘭經”的學術研究﹐以歪曲伊斯蘭為手段﹐發泄對穆斯林刻骨仇恨﹐例如《穆斯林葬禮》﹐寓意為穆斯林世界唱葬歌。

現在﹐遍布美國和歐洲的高等院校中﹐凡是有東方語言﹑中東歷史﹑宗教哲學﹑宗教比較學院系的地方﹐都紛紛推出新的專業和研究課題﹐把目光轉向《古蘭經》的研究。 世界經濟不景氣﹐大學生畢業等于失業﹐大學教授就業難﹐選擇反伊斯蘭熱門課題﹐爭取“反恐”經費補助用以療饑。 在他們的數據庫中﹐都清一色堆滿了從十四世紀以來的各種反伊斯蘭的廢舊書籍和秘密報告﹐包括歐洲東方學垃圾資料和前蘇聯消滅伊斯蘭的廢銅爛鐵。 這些學術研究機構﹐同政府配合﹐爭奪社會贊助﹐用容易撥款的獎學金誘騙窮學生們上鉤﹐為帝國主義效犬馬之勞。

這個研究熱潮是現實的需要﹐西方全球戰略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設法鏟除或削弱伊斯蘭的影響﹐這是既定目標。 正如艾德華‧賽義德所說﹕“盡管他們過去失敗了﹐盡管他們所采用的概念很錯誤﹑種族主義欲蓋彌彰﹑學術技能十分拙劣﹐但是﹐新型的東方學﹐還將繼續下去。”

(原載巴基斯坦《The News》﹐作者穆扎法爾‧伊格巴爾﹐本文取自﹕http://www.iqna.ir/en/news_detail.php?ProdID=380548﹐伊光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