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電影節從2月11日正式開幕﹐來自許十多個國家的數百部電影將在十天內向各國觀眾映示。  穆斯林世界過去很少關注的歐洲電影大展﹐今年出現了新局面﹐穆斯林的正面形像出現在多部參賽的電影中﹐人們紛紛議論說﹐是九年多前“9-11事件”造成的后果。   俗話說“日久知人心”﹐九年在人間是一個很長的時間﹐互相之間不打不成交﹐也應該暴露一點真相了。  在美國領導的世界“反恐”戰爭中﹐以美國“弗克斯”電視網站所代表的反伊斯蘭媒體天天都在編造謊言﹐極力丑化伊斯蘭﹐把穆斯林描繪成妖魔。   在這次出展的數部表現穆斯林形像的電影中﹐是對“反恐”宣傳的反駁。  在這些電影中﹐觀眾們別開生面看到了伊斯蘭文明的積極意義﹐也看到了穆斯林的理性和善良﹐同世界各國的普通人一樣。  這是真相﹐與其對照的是西方媒體捏造的謊言﹐人們大開眼界﹐穆斯林“原來如此”。

德國著名導演布爾‧古爾邦尼對英國《路透社》記者說﹕“在9-11事件之后差不多快十年了﹐這些問題才初露端倪﹐從報頭標題轉上了電影屏幕。  我們責無旁貸﹐必須參與展現真相的工作。”   他所編導的德國電影《沙哈達》(信仰Shahada)是一部描述德國穆斯林少數民族的生活片﹐已被選入第一輪參賽影片組﹐將同世界級名牌大導演羅曼‧波蘭斯基和中國導演張藝謀的杰作較量。

《沙哈達》電影中的三個主角是生活在德國的穆斯林青年﹐他們的社會經歷和生活方式同穆斯林的傳統家庭觀念發生了沖突﹐表現了伊斯蘭與歐洲價值觀的差異。  故事的中心思想是﹐穆斯林最終適應了西方社會﹐矛盾得到解決﹐伊斯蘭的原則并沒有受到損害﹐皆大歡喜。 這部電影通過感人的故事情節和生動的形像表現﹐伊斯蘭與西方不必非發生“文明沖突”不可﹐可以互相協調和適應﹐合而不同。  古爾邦尼說﹕“我的初衷是﹐希望觀眾們在看完這部電影之后﹐想一想宗教在我們生活中的份量。  你們有不同的觀點﹐可以展開辯論。”

另一部引人注目的電影是印度寶萊塢的制品《我姓汗》(My Name Is Khan﹐“汗”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穆斯林的大姓氏 --- 編譯者)。  這部電影所表現的社會和時代背景是發生過“9-11事件”的美國﹐以汗先生為代表﹐穆斯林的姓名在美國招惹許多莫名其妙的麻煩﹐說明布什總統“反恐”使美國人變態。

一部由賈斯密拉‧茲巴尼編導的電影《走在路上》(On The Path)是描述歐洲穆斯林的波斯尼亞地區的歷史遭遇。  在前南斯拉夫共產主義消滅宗教的政策過后﹐人們自由了﹐一個男人為了找工作﹐來到一個偏僻的鄉村﹐發現那里躲過了宗教清洗﹐保持著歐洲古老的伊斯蘭信仰傳統。

估計會引起道德爭議的影片《當我們離開的時候》(When We leave)﹐導演是澳地利人迪菲‧奧阿拉德﹐這部電影中涉及到“安樂死”的道德原則問題。  電影中的伊瑪目對安樂死發表了合理的見解﹐說服了歐洲的學者伊斯蘭是最講究現實和理性的宗教﹐而不是蠻不講理的古代野蠻教條。

德國導演古爾邦尼在記者招待會上發言說﹕“我是穆斯林﹐而且是2﹒0升級版的穆斯林。 事實上﹐做為穆斯林﹐并非《古蘭經》中規定的行為都能做得到。  做不到﹐他也是穆斯林。 可見這個信仰有多么大的包容性。”  當場有記者提問﹐他質疑伊斯蘭的教義對現實有什么可行性﹖  他舉例說﹐有一位伊瑪目﹐在他女兒難產的時候﹐他不允許醫生給她女兒做流產。 他回答說﹕“我不知道你最近訪問過多少伊瑪目﹐他們之中有幾個人是鼓吹對別人仇恨的﹖   據我所知﹐99%的伊瑪目都很開明﹐從來不鼓吹仇恨。” 

他說﹕“西方的媒體使我們電影工作者們思想麻木﹐我們圖省事﹐從報紙上直接取來信息﹐結果上了大當。  由于我們懶惰﹐也許是膽小怕事﹐不敢違背新聞潮流﹐不去做點調查研究﹐提出問題。 我認為﹐電影是一個大家論壇﹐引起公眾議論﹐讓大家都說說什么是伊斯蘭的真相。”  《沙哈達》的女主角演員瑪麗彥‧扎禮也參加了招待會﹐她出生在伊朗﹐她向記者們說﹐這部電影表現了德國是一個多種族國家﹐各族人民享有平等權利。

最近英國一家社會調查公司對新聞媒體和影視節目做了一次調查﹐發現大多數都是西方政策的宣傳喉舌﹐他們制造了無數宣傳材料﹐描述穆斯林的形像是暴力﹑危險﹑殺人不眨眼。

好萊塢電影公司新聞記者在評述柏林電影節開幕式的氣氛說﹕“這里也出現了在美國弗克斯電視臺上常見的標題﹐如恐怖主義﹑安樂死﹑原教旨主義﹑壓迫婦女﹐但這次不是貶低伊斯蘭﹐而是同西方媒體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