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伊斯蘭教歷史悠久的國家，伊斯蘭教在中國的歷史同在阿拉伯半島地區的歷史相差不過數十年。中國穆斯林群眾絕對人口數量較大，僅10個全民基本信仰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就達2000余萬，幾乎相當于也門或沙特阿拉伯的總人口。所以，無論從國內還是國際現實觀察，伊斯蘭教在中國這個多民族國家都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不僅關系到中國的民族團結和社會和諧，而且關系到中國同亞非地區眾多伊斯蘭國家和穆斯林民族的關系。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伊斯蘭教發生了諸多變化。深入研究中國伊斯蘭教，了解全球化背景下中國伊斯蘭教的主要變化及其發展趨勢，對于政府制定適當的民族和宗教政策、開展互惠的國際交流和合作、維護國內各民族的團結和地區穩定、提高中國政府的國際影響力、樹立良好的國際形象、鞏固和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都有重要的意義。

　國際上對中國伊斯蘭教的歷史和現實非常陌生，從而產生諸多猜測和誤解

國際學術界對中國伊斯蘭教的了解迄今仍停留在19世紀以來國外傳教士的游記和報告中。近年來雖然有研究中國伊斯蘭教問題的國外學者，但由于中國伊斯蘭教歷史悠久，派別復雜，民族眾多，且有深厚的中國儒、釋、道文化元素，尤其是他們不在中國本土進行長期的田野調查，不熟悉漢文、阿拉伯文、波斯文、維吾爾文等資料，所以很難對中國的伊斯蘭教歷史和現實做到準確把握。這一點我國學術界已經對西方學者的誤讀和臆測有過批評，但我國學術界對中國伊斯蘭教的現實問題的研究方面的確也有所滯后，所以西方學者因缺乏可資參考的資料而形成誤讀則成必然，他們甚至不管中國的國情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實際，借此攻擊中國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從而影響中國的國際形象和地位。新疆“7·5”事件發生后國外媒體對中國不切實際的批評就是典型的例子。

全球化背景下，中國伊斯蘭教的格局和實質發生了重大變化

首先，教派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無論國內外學術界還是我國政府宗教管理部門，對中國伊斯蘭教現狀和格局的認識仍停留在“三大教派四大門宦”、“10個信仰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的框架下，而忽略了中國改革開放的30多年來，隨著國際交流的深入發展，特別是同眾多伊斯蘭國家和地區的諸多穆斯林民族的經濟、文化和政治交往，中國的伊斯蘭教也受到國外伊斯蘭思潮和運動的影響，開始出現新派別、無派別、混合派別等多種現象，教派內部和教派之間出現了改宗現象，傳統派別中也出現“老派不老，新派不新”的現象，清真寺民主管理委員會的構成和功能也出現很大變化等。其次，中國穆斯林的分布、人口和民族結構發生了變化。從過去以西北、西南、北方中部地區分布集中，發展為今日沿海城市、大城市、傳統上穆斯林人口很少或鮮有穆斯林生活的城市有各族穆斯林人口流動生活的情況；從過去穆斯林人口的民族結構單一，主要以10個少數民族的人口信仰為主，發展為這些民族中出現世俗化、不信教的狀況，以及其他民族皈依伊斯蘭教、外籍穆斯林長期居住中國的情況；隨著我國9年義務教育制度的普及，中國的各族穆斯林從過去整體文化素質偏低，發展到信教群眾人口素質普遍提高，且出現高學歷、高社會和經濟地位的情況等。第三，宗教的教化功能減弱，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突出。中國傳統的清真寺經堂教育功能減弱，導致傳統上宗教社區對信教成員的教化功能減退，違犯教法以至于違犯國法的情況屢有發生，個別地方出現的違法犯罪現象同信教群眾對伊斯蘭教法的無知和松懈有直接的關系。第四，阿拉伯世界、南亞和中亞地區的社會變革、伊斯蘭思潮與運動對中國穆斯林的影響加大。如泰卜里厄運動、教法改革思潮、塔利班(學生)運動、蘇菲思想等對中國穆斯林影響較大，而中國穆斯林在應對中出現盲從或無所適從的狀況。

中國伊斯蘭教的發展和變化牽扯面寬，影響范圍廣，對之加強研究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首先，中國穆斯林生活集中的西北和西南地區民族眾多，宗教多元，文化多樣，伊斯蘭教在某些地方甚至處于主流文化地位，成為信仰民族的文化傳統，對民族關系影響力較強。其次，我國中原地區多回漢雜居之地，近年來發生的零星民族沖突的深層次原因往往同文化之間的陌生和歷史上形成的民族偏見有關，消解沖突就需要從深層次的文化方面著手。第三，城市伊斯蘭教問題突出。中國穆斯林因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等活動，喜歡選擇城市交通要津、商業發達和人口集中之地生活，在中國各級規模的城市中，都有傳統或新興的、以回族人口為主的穆斯林宗教社區。這些地方往往也是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較為集中、城市化問題較為突出的地方，是城市管理中較為棘手的問題。第四，國內外穆斯林流動人口及其帶來的一系列問題未得到足夠的重視和學術關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