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闊的天空之下,粗糙的路面轉進一片原始的巖石和沙地。我們的吉普車在石塊和覆滿灰塵的金雀花灌木間顛簸,從高地下到深谷。一個以軍軍營映入視線,然后是小小的津巴村:兩棟樓,幾頂帳篷,散開的幾處牲畜圈。兩架軍用直升機在頭頂上呼嘯。空氣中有羊的味道。
12歲的娜瓦爾?賈巴林一家就住在西岸南部這條路盡頭的窯洞里。她就出生在這昏暗、低矮、參差不齊的地方,她的兩個弟弟也是這樣。她的父親一輩就是這樣。就在連接津巴和附近道路的巖石路上,娜瓦爾的母親生了她的小弟弟——因為無法及時趕到醫院;在同一處平地上,娜瓦爾的父親遭到以色列定居者毒打,就當著驚恐萬狀的孩子們的面。
窯洞和附近的帳篷是18個人的家:娜瓦爾的父親,他的兩個妻子,15個孩子。這家人有200頭羊,關在外面的牲畜圈里。一臺古老的發電機靠昂貴的柴油驅動,每天最多能供三小時電。吃水從村里的井中取用,或者靠拖拉機運輸,費用是自來水的20倍。在冬天,寒風席卷沙漠地區,帳篷不擋風,一家人不得不擠到窯洞中取暖。“冬天,我們大家就擠在一起。”娜瓦爾告訴我。
她很少離開村子。“我常坐爸爸的車。但是定居者阻攔我們。他們當著我的面打我爸爸,咒罵他,說臟話。他們搶走我們的東西,扔到一邊。”
家里也不安全。“士兵會進來(窯洞)搜查。我不知道他們在找什么。有時候他們打開牲畜圈,讓羊跑出去。去年齋月的時候,他們來了,帶走了我的哥哥們。我看到士兵們用槍托打他們。他們強迫我們離開窯洞。”
盡管生活艱辛,娜瓦爾還是很快樂。“這是我的家鄉,這是我希望生活的地方。在這里生活很艱難,但我愛我的家,我愛這里的土地,我愛這群羊。”但她又說:“如果允許我們待在這里,我會更快樂。”
娜瓦爾是占領后出生的第二代巴勒斯坦人。她出生于1967年以色列強占西岸、加沙和東耶路撒冷之后34年。軍事法被強加于人巴勒斯坦人;不久,以色列開始在軍事保護下在被占領土上建殖民地;東耶路撒冷在一次國際法宣布為非法的行動中被吞并。
第一代人——娜瓦爾的父輩們——現在已接近中年,他們的整個生活都被定居者每日的摩擦和各種羞辱籠罩著。近400萬巴勒斯坦人被各檢查站困住,身份證明,夜襲,關押,摧毀房屋,驅逐,辱罵,恐嚇,人身攻擊,監禁,暴力致死。這是個殘酷的拼圖:數不盡的似乎不相關的碎片放在一起,構成一幅權力和無力的圖片。46年了,這成了一種常態。
對年輕人來說,這種環境的影響是深刻的。孩子們的經歷塑造了他們的人生態度,有些案例中,心理影響一直持續著。弗蘭克?羅尼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兒童保護專家。他在西岸、加沙、東耶路撒冷工作。談起占領下生活中的“代際創傷”,他說:“持續的沖突、經濟和社會環境惡化,暴力事件的增加——這些都嚴重影響著孩子。”“心理圍墻”是物理屏障、檢查站的鏡像:“孩子們形成平民窟(ghetto)心態,對未來失去希望,不斷感到絕望。”
孩子們的經歷不完全相同。生活在巴勒斯坦主要城市(有一定自治)的許多孩子,很少與定居者或士兵接觸;然而對于西岸62%生活在完全被以色列控制地區(即C區)的人們,這則是每日生活的一部分;加沙的孩子則生活在一塊被封鎖的土地上,通常在極端困難的經濟條件下成長,并有直接、可怕的激烈戰爭經歷。在東耶路撒冷,大量巴勒斯坦兒童在貧困的小框框(ghettoes)里成長,這里又被不斷擴張的以色列定居點侵蝕,或遭極端定居者搶奪財物。
在南希布倫山,牧羊人幾代人徜徉在此。現在,不得不與猶太人同住——他們受意識形態和宗教驅動,稱此地與古老圣經有關,視當地的巴勒斯坦人為闖入者。他們在山頂建有大門把守的定居點,鋪路,有電力和自來水,由軍隊保護。定居者和士兵令居住窯洞的人們感到恐懼:遭暴力襲擊是家常便飯,還有軍事襲擊,不斷威脅,強行把他們從自己的土地上趕走。
娜瓦爾的村子所在地是以軍上世紀80年代指定的“918射擊區”,供軍事訓練用。軍方意欲清除這里的8個巴勒斯坦社區。繼續留在軍事訓練區里不安全,他們不是“永久居民”。關于村莊命運的法律戰自娜瓦爾出生前就開始了,至今仍未解決。
她的學校只有三個房間,已被下了拆除令;村里唯一的其他建筑——清真寺(也作備用教室用)也被下了拆除令。這兩處建筑沒有以色列官方許可——這是很難拿到的。娜瓦爾的老師哈依沙姆?阿布?薩布哈說,學生們的生活“非常艱難。孩子們沒有娛樂,缺乏基本生活物資:沒電,營養不良,沒有操場。如果他們生病或者受到傷害,很難被送到醫院。我們被迫過著原始人一樣的生活。”
孩子們被逼著勇敢。娜瓦爾堅持說她不怕以色列士兵。但當我問她家中被襲時是否哭了,她猶豫了,然后輕輕地點點頭,不愿承認自己害怕。與巴勒斯坦孩子在一起的心理學家和輔導員說,這種不愿承認、不愿說出恐怖經歷加重了事件本身帶來的傷害。伯利恒附近貝特?薩胡爾的基督教青年會的輔導負責人莫娜?扎格盧特說:“孩子們告訴你他們不怕士兵,但他們的身體語言告訴你的恰恰相反。他們為說出恐懼感到羞恥。”
(編輯:穆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