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尼羅河飲者
認識格老已經快有將近二十個年頭了,第一本書應該是馬恩信阿訇翻譯的《伊斯蘭教中的合法與非法事物》,另外就是從張維真老師翻譯的《行動中的伊斯蘭教育》和《伊斯蘭基本特色》這兩本書,從那時起對格老就有了敬佩之感。
安拉的意欲,有機會來埃及艾資哈爾深造、學習,開始幾年在留學生城的日子,閱讀格爾達威老人家很多有代表性的書籍,在空閑之余翻譯了《伊斯蘭-明天的文明》、《穆斯林和全球化》、《下一階段伊斯蘭運動的重點》這幾本書,透過對格老書籍的閱讀和翻譯,更加加深了對他思想的了解和認識,他是一位既能伏案寫作的多產作家,也是一位積極投身于現實之中的務實者,在世界各地很多清真寺、學校、各種機構都有他演講的足跡,由于他關心世界穆斯林,甚至是關心全人類之故,隨著他的書籍被翻譯成各種語言,他的思想也隨之很快地傳播到世界各地,尤其是在非阿拉伯地區尤為明顯,可以說,他的思想深深地影響著至少我們這一輩人。
在穆巴拉克時代,雖然格老是以被流放形式定居國外(卡塔爾),但他對祖國(埃及)的眷戀總是難以割舍,總是時不時爭取機會回家看看,最早一次親臨他在埃及的一次演講也是大概剛來埃及的第二年,一位印尼學長告訴我格老的到來,一時欣喜若狂前往聽講,到了演講現場,發現樓外不遠處好幾輛軍車在嚴陣以待,以防不測,演講是在二樓,一樓以及院子里早已擠得水泄不通,看見有人從窗戶往上翻到二樓去,我也照例往上翻,終于可以站在在我的近視眼剛好可以迷迷糊糊看得見格老的大廳最遠處……。后來,在世界穆學聯駐埃及培訓中心聽過一次演講,穆巴拉克下臺的勝利日在人山人海的解放廣場的演講,以及穆爾西當選總統后在艾資哈爾的演講,都有慕名而去聆聽過,雖然電視上經常可以看見他的演講與座談,但是總不如近距離的接觸給人的那種影響與震撼,想要真正了解認識一個人這應該是一種很好的方式。
一切的美好與期盼,在阿拉伯之春的到來,都被粉碎和破壞,整個阿拉伯世界的內憂外患和錯綜復雜,讓一個個學者經歷著嚴峻的考驗,不管是選班站隊也好,還是權衡利弊也罷,都不得不要在一定程度上和某種時候表明姿態。就這樣,學者之間有了裂縫和不協調,就拿大家熟知的敘利亞學者布推和格爾達威二人來說,他兩對待阿拉伯之春和民眾革命,就各持不同立場,甚至互相指責對方不識時務,但彼此的尊重絲毫不減。長期以來,格老總是懷揣救穆斯林大眾于水深火熱之中的理想,積極支持甚至親歷各地運動事業,奔走于世界各地,了解民眾疾苦,為穆斯林把脈開藥;而布推老人家,則不主張支持革命,對巴勒斯坦的革命也不持支持態度,認為做好我們自己,很多事情就水到渠成,甚至一度認為阿拉伯世界的很多事件都是一種來自外部的陰謀,我們的革命都是為他人服務等等,安拉的口換到來,一切迎刃而解!
作為一個普通閱讀者,如果單純閱讀格老的書籍,我們會立即熱血沸騰起來,從而對不作為態度大肆攻擊;同樣,如果我們單純閱讀布推長老書籍,可能我們會消極起來,從而對格老思想進行鞭撻。學者之間的爭論,難免引起群眾情緒的波動,尤其是在這傳媒如此發達的今天,各種伊斯蘭反對勢力都可能粉墨登場來制造裂痕和仇恨,不明真相的老百姓總是會被無辜地卷入其中,不管支持哪一方,都會遭到另一方的振振有詞的攻擊、指責,甚至是謾罵。
最近一些時日以來,總是時不時看到一些人對艾資哈爾機構指手畫腳,把當今阿拉伯世界的亂象統統怪罪到艾資哈爾頭上來,這哪里像是在講理,分明是在無端指責與挑釁,這種指責與挑釁也暗示了這些人對艾資哈爾的某種嫉妒,在無理取鬧之外暴露出來的是一種自嘆不如。誠然,也顯示出艾資哈爾的權高位重,之所以如此,它的一舉手和一投足,才會引來世人的期待與關注,這種指責與謾罵,我的理解是另一種形式的期待和關注。
埃及,它的地緣政治決定了它的使命之重;艾資哈爾,它的歷史厚度決定了它的任重道遠。一些不明就里的人,對它指手畫腳,相信在這些人化為塵土之后,它仍將屹立不倒,繼續為世人釋疑答惑,闡明真偽。它的存在,我相信不是歷史的偶然,一定有著更深的道理和意義蘊含其中。
艾資哈爾不是封閉式的,它向世界開放,如果你只是道聽途說,通過網絡小文章了解它,那可能就難免劍走偏鋒了。不管你是老師、阿訇、教授與博士,我想如果你沒有在這親歷過足夠長一段時間,你都很難三言兩語把它簡單概括,然而,遺憾的是太多的人,會看幾本書,會寫幾個字,就以為自己超凡脫俗,就可以對伊斯蘭學者指指點點,就這種態度和做法在人們的心目中就已經大打折扣。
穆爾西下臺后,格爾達威博士和艾資哈爾之間矛盾加劇,又是一輪在世人看來不可調和的彼此指責,我的理解依然是各自理由的闡明與表述,學者之間的這種多元分歧,不是今天才有,只不過外部的一些原因,他們不能坐在一起推敲切磋,而讓我們看起來彼此隔閡是那么地如此被放大。
自古以來,天下學者,多是“名譽天下,謗亦隨之”,這難道是做學問之人的一種宿命?真心希望那些善于批判之人,在可能的情況下,前往艾大交流、學習、探討、切磋,而不是站在對立的一面謾罵與指責,這種做法看似“大義凜然”,實為“破壞團結”,殊不知,自己的做法已經在穆斯林群眾之間劃分陣營,從“趨利避害”這一法學規則上來講,是不是需要重新評定一下自己的行為方式?
對于學者的做法,以及學者之間的分歧,我們如果沒有同等的知識背景,就不要貿然涉足和評判,那是一種自不量力,而是善意地去猜測每一方,就像我們對待歷史上一些事件那樣,他們有他們創制的條件與理由,對了得到安拉兩份回賜,錯了得到安拉一份回賜,究竟是對還是錯,現在評判都為時太早。對學者的不信任,或許是我們遭遇的一種災難;對學者的信口雌黃,是我們人格的弱點。在知識水平和認知能力不對等的基礎上,連對話資格或許都不具備,何談評判與指責?誠如“一知半解者沉默了,世界就會安靜”,很多時候,我們的做法或許根本就不是什么吉哈德,而是一種徹頭徹尾的破壞!
評判,要有評判的高度,情緒化的宣泄,都最終于事無補,適得其反,自己做不到足夠的公正與客觀,還是就此止步的為好,有時,我們受到某些思想、環境的影響,會不知不覺中形成思維定勢,把我們裹挾到名為公正與客觀,實為偏執與極端之中去。
寫這樣的文章,心理其實多有一些擔心的,任何語言的表達,都有被遭到誤讀的可能性。無能為力的我,祈求偉大的安拉潔凈我們的身心,引領我們走向團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