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帝國主義現在已經聲名狼藉，但帝國在有記載的歷史里大多都是默認的治理模式，帝國傾塌后的局面也一向是爛攤子，不管是從遠古時代到20世紀初的中國和印度，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的歐洲都是如此。

我們今天在阿拉伯世界看到的政權垮臺以及在北非部分地區、阿拉伯半島和黎凡特地區出現的混亂局面實際上都反映著帝國主義的最終完結。

敘利亞總統阿薩德參加支持者集會

三個帝國體系的崩潰

事實上，我們正在中東看到的是三個帝國體系的崩潰。

首先，中東亂局表明，該地區仍未找到奧斯曼帝國在一戰之后分崩離析產生的問題的解決辦法。在長達數百年時間里，生活在大敘利亞和美索不達米亞的遜尼派和什葉派、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以及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間很少發生領土爭端。他們當時都被伊斯坦布爾的一位帝王所統治，這位帝王使他們免于彼此加害。該體系在1918年崩塌，從而釋放出民族、種族和教派爭端的惡魔，爭端是關于由誰來控制哪塊領土以及準確的邊界在哪里。

第二，伊拉克在薩達姆·侯賽因倒臺后發生的內戰、敘利亞在“阿拉伯之春”后發生的內戰以及“伊斯蘭國”組織的崛起共同終結了歐洲帝國主義者在黎凡特地區建立的邊界。

第三，奧巴馬總統對這些事態采取明顯的不插手策略，說明美國已經停止在組織并維護該地區穩定的事務中扮演強國角色。

沒落下去并在身后留下亂局的不僅僅是帝國。薩達姆·侯賽因在伊拉克倒臺，穆阿邁爾·卡扎菲在利比亞倒臺，巴沙爾·阿薩德政權在敘利亞減損到一個四面楚歌的小國，這些都終結了后殖民強人時代。這些強人的統治與帝國主義的遺留產物有機地聯系在一起。畢竟，那些獨裁者都根據歐洲人建立起的邊界進行統治的。由于那些帝國邊界并不經常與種族或教派邊界一致，因此那些獨裁政權需要非宗教的身份認同來克服群體間的分歧?，F在，所有這些強人統治都被無情地清除了。

唉，所謂的“阿拉伯之春”并不是關于自由的誕生的，而是關于中央權威的崩塌的。它絲毫沒有提及這些國家——無論是人造國家還是自然形成的國家——是否為民主的嚴苛做好了準備。

極權崩塌是亂局根源

在受到當前亂局影響的國家中，可以分辨出兩類國家。第一類國家是古老的文明聚集地。這些地區從遠古時代起就以各種形式作為國家存在，因此形成了超越種族和宗教教派的根深蒂固的世俗身份認同。摩洛哥、突尼斯和埃及是這類國家中最顯眼的。無論它們在“阿拉伯之春”的進程中經歷過何種喧囂與政權更迭，它們作為國家的身份認同感從來就不成問題。因此，這些國家的問題一直是由誰來統治以及應該成立何種政府，而不是關于一個國家或是一個中央政府是否有可能建立。

第二類中東國家更加不穩定。這些國家是以模糊的地理表述存在的，它們的身份認同要薄弱得多，事實上，許多國家的身份認同是歐洲帝國主義者創造出來的。利比亞、敘利亞和伊拉克是這類國家中最突出的幾個。由于這些國家的身份認同感都很薄弱，因此必須要用令人窒息的獨裁主義才能勉強維持它們的統一。這是造成卡扎菲、阿薩德和侯賽因政權的極端性質的根本原因，這些政權實施壓迫的嚴重程度遠超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權以及突尼斯的阿里政權。

只有讓人無法喘息的極權主義政權才能控制這些由模糊的地理表述建立的人造國家。極權主義是解決西方帝國主義在這些人造國家終結后所帶來問題的唯一方法，極權主義的崩塌是造成當前中東亂局的根本原因。

本土力量在強勢崛起

在模糊地理表述的徹底崩塌和被削弱較輕的古老文明聚集地之外，還有伊朗、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等土生土長的地區力量的崛起。伊朗一方面是一個偉大的古老文明，另一方面是一個殘忍激進的亞國家。這是造成它在該地區擁有經久不衰的效力的原因。自遠古以來，一個波斯帝國就以各種形式在伊朗高原上建立起來。因此，伊朗人沒有像阿拉伯人那樣面臨政治身份問題，而是被賦予一種文化上的自我認同，這一點堪比印度人和中國人。

伊拉克戰火中，民眾撤離巴士拉

但是與此同時，執掌德黑蘭政府的一小群激進的毛拉象征著一種亞國家，與“伊斯蘭國”組織、真主黨、“基地”組織以及昔日的邁赫迪軍等圣戰組織類似。這樣一來，伊朗就能憑借聰穎的天資進行治理。伊朗一手把控核燃料循環，在黎凡特地區訓練極端的代理武裝力量，并與其頭號敵人美國精明地進行談判。由此，伊朗就部分繼承了奧斯曼帝國、歐洲帝國和美國消失后留下的真空。

在新近開始鬧教派對立的中東，伊朗是什葉派權力中心，沙特阿拉伯則是遜尼派權力中心。與伊朗比起來，沙特阿拉伯是一個人造的單一大家庭。從地域角度講，沙特家族統治的國家與阿拉伯半島契合的程度不及伊朗與伊朗高原契合的程度。盡管如此，在數十年時間里，沙特議會還是平穩地度過了巨大的國內社會轉型以及國外紛亂的安全形勢。最近，由新國王薩勒曼安排的高層人員變動——包括更換王儲以及外交大臣——表明了沙特王朝調整政策以防止伊朗統治中東的堅定決心。

沙特阿拉伯最近對也門境內、伊朗支持的胡塞叛軍進行了轟炸，而且重新加強了對反伊朗的敘利亞叛軍的支持（這些敘利亞叛軍同樣得到了土耳其和卡塔爾的幫助），這是利雅得對即將達成的美國-伊朗和協議作出的反應。誠然，沙特人已經把達成這一協議的極高可能性計入了自身考量，因此在核協議成為事實之前，他們在也門境內進行轟炸以及最近對敘利亞親伊朗的阿薩德政權施壓，已經體現了核協議簽訂后的中東格局。該協議一旦簽署，即使它僅限于核問題，但仍將被合理地視為美國和伊朗恢復更正常的友好關系的開始；從地區角度講就是，一支江河日下的帝國力量與一支正在崛起的本土力量的友好關系。

重建秩序是現實挑戰

為了遏制協議簽署后的伊朗，美國將不僅需要支持沙特阿拉伯，還需要支持埃及和土耳其。在真正的軍事獨裁者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領導下的埃及安全部門已經默默地加沙、西奈和其他地方的以色列安全部門結盟了。美國需要一個強大的埃及作為地區內的反伊朗盟友，以支持沙特阿拉伯。盡管在總統埃爾多安統治下的土耳其通常并沒有被視為一個親美國家，但一個內外都強大的土耳其同樣有助于抗衡伊朗的力量。這些從地理和歷史角度講十分幸運的地區統治力量之間的角逐將定義新的帝國后秩序。

2017年新上任的美國總統或許會設法恢復西方的帝國影響力，當然是用另一種說法。但是，他或她將受到整個中東地區中央權力倒臺的制約。中東地區強大的阿拉伯獨裁統治為美國的利益提供了便利，因為他們在每個國家都有一個單一“地址”，可供美國在地區危機一旦爆發的情況下前往聯系。但是現在，中東地區的獨裁少多了。在若干國家里，完全沒有任何我們可以與其商議重要事務的掌權人。混亂不僅是一個安全和人道主義問題，也是對美國力量投射的嚴重阻礙。

如此看來，中東的近期、或許還有中期前景很可能很嚴峻?，F在，遜尼派組織“伊斯蘭國”將與伊朗的什葉派民兵作戰，就像在1980年至1988年的兩伊戰爭期間，由薩達姆領導的遜尼派伊拉克與霍梅尼領導的什葉派伊朗作戰一樣。那場曠日持久的戰爭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里根政府故意作出不插手的決定——這是帝國權力衰弱的又一個例子。

那時參戰的是國家，現在參戰的是亞國家。帝國主義帶來了秩序，盡管它或許是一種倒退。現在的挑戰與其說是建立民主，不如說是一種倒退?，F在的挑戰與其說是建立民主，不如說是重建秩序。因為如果沒有秩序，任何人都得不到自由。

（本文原載于美國《外交政策》網站，《參考消息》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