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一帶一路”、“絲路基金”和亞投行的設立，中國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和并購活動將加速推進。在９日上海舉行的“一帶一路”背景下企業國際化與跨境并購圓桌會議上，與會人士認為，在出海的過程中，中國企業一定要有全球規則意識，在投資領域和制度層面做好風險防范。

　　中企正加大“一帶一路”投資

      國家稅務總局日前通報，從“談簽協定維權益、改善服務促發展、加強合作謀共贏”三個方面制定出臺了服務“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的十項稅收措施。這是繼３月底多部委聯合發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２１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之后，中國政府再度為“一帶一路”提出了綱領性指引。

      據商務部最新數據，一季度期間，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雙邊貿易額２３６０億美元，占全國進出口總額的２６％；對外投資方面，一季度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實現非金融類直接投資２５．６億美元，占同期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９．９％。

      目前我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共有７０多個在建合作區項目，建區企業基礎設施投資超過８０億美元，將帶動入區企業投資近１００億美元。

      普華永道數據顯示，２０１４年中國大陸企業對亞洲其他國家的并購數量達到５７宗，同比增長９０％，這反映了中國企業對成長市場以及開發新興市場的需求。

　　中企海外投資及并購將有新變化

      業內人士預測，“一帶一路”將為中企海外并購市場帶來四大變化，包括：投資重心區域轉移、投資重點行業轉移、資金融通方式轉移以及國企和民企角色轉移。

      普華永道中國中區咨詢服務主管合伙人李明稱，“一帶一路”戰略將使中國企業的投資重心從原先的北美、西歐發達國家向中亞、東歐、東南亞、北非等發展中國家進行轉移；中國企業將在歐亞大陸的發展中國家中開辟海外并購的“新藍海”。

      上海紡織集團總裁朱勇對此深有體會：“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的人口占了全世界的６０％，但人均ＧＤＰ只有５５００美元，僅有全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這是一個非常有潛力的市場，蘊含著巨大的商機。”

      數據顯示，中企海外并購重點行業也將由原先的礦產資源、信息技術產業及機器設備制造業向基礎設施建設相關產業進行轉變；如主要投資產業包括高鐵、電力、通信、工程機械、汽車和飛機制造以及電子裝配加工等。

      普華永道亞太區國際稅務服務主管合伙人莊樹青認為，中國企業將在歐亞大陸的發展中國家中開辟海外并購的“新藍海”。同時，在“一帶一路”新形勢下，中國企業走出去將出現國企大型基建項目為先導，民企制造業項目隨后跟進的共進格局。

　　“走出去”企業要熟練掌握“救濟渠道”

      世邦魏理仕認為，“一帶一路”戰略雖將進一步推動海外投資，但企業也應意識到“一帶一路”的推進需要各參與主體高度配合、貿易高度融合，中國投資者應該對各參與主體當地的政治、法律、財務制度有高度理解，在“一帶一路”的推動下，中國投資者的海外投資將會逐漸走向成熟。

      上海市律師協會國際貿易與反傾銷業務委員會主任、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趙平說，具體投資項目可能面臨不同類型的法律風險挑戰。趙平認為，以往案例表明，中國企業在法律方面存在三大誤區：一是以中國法律理解外國法律；二是雖然理解外國法律，但仍以“中國國情”處理事情；三是忽略法律操作風險，在法律的理解和執行方面存在疏忽。因此，企業在走出去之前應熟悉當地概況、有關國家的歷史、政治、外交、經濟，特別是企業制度、金融、投資和融資、企業國際化、跨境并購、文化、法律、風俗習慣等。

      上海ＷＴＯ事務咨詢中心總裁王新奎建議，當企業進行海外投資時，如果遭受到不公正待遇，可以通過以下救濟渠道解決問題：一是外交渠道，這對于法治國家來說可行，如果不是法治國家，外交渠道的時效就很短；二是司法渠道，司法救濟渠道一般適用于刑事訴訟問題，特別是碰到安全審查的時候，一般來說都是豁免的，但這個“渠道”在司法比較完善的國家比較有用；三是投資協定保護，因此，中國應該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重新簽訂投資保護協議，以保證“走出去”企業的正當權益；四是國家仲裁，中國是《華盛頓和約》的簽訂國，中國企業應善于利用相關投資法公約維權。

      中國銀聯總裁時文朝也提出，中國企業在沿著“一帶一路”發展的過程中，一定要在當地進行融合。在當地實現業務的屬地化、本地化，以實現可持續發展和自身利益的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