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在歐洲的歷史、文化和飲食方面都有一席之地,更重要的是,無論現在和將來,它在歐洲都不可或缺。喜歡與否,這都是現實。”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莫蓋里尼呼吁歐洲各族裔團結的第二天,歐洲社會與穆斯林群體之間又添新傷口:數十名歐洲人26日死于極端分子發動的恐怖襲擊。自今年初巴黎《查理周刊》遇襲后,從法國到丹麥,從英國到比利時,反伊斯蘭情緒和引以為豪的“包容性”屢屢碰撞,整個歐洲似乎陷入對穆斯林移民的集體焦慮和困惑中。“土生土長”的歐洲穆斯林青年為什么變成冷酷殘暴的“恐怖分子”?歐洲穆斯林移民中為何有人加入“伊斯蘭國”?他們在歐洲的生存狀況到底如何?帶著這些疑問,《環球時報》記者進行了深入調查。
一個“成功穆斯林”的奮斗之路
深夜,在歐盟總部所在地布魯塞爾市中心一家摩洛哥餐廳,54歲的比利時人穆罕默德·杰布很長時間一言不發,只是低頭喝著咖啡。窗外,不時開過響著刺耳警笛聲的警車。餐廳位于一個摩洛哥與土耳其穆斯林的主要聚集區,幾個月來幾乎全布魯塞爾的警察都在這里“蹲點”。目前,布魯塞爾生活著30多萬穆斯林,占這座城市人口的1/3,而整個歐洲居住著近6000萬穆斯林,約占歐洲總人口的8%。
“你知道為什么布魯塞爾的穆斯林都聚集在這個區?”杰布突然抬起頭問《環球時報》記者。他的解釋是,很多布魯塞爾人認為,穆斯林喜歡抱團群居,其實他們并不知道,當初最早的穆斯林移民到這個城市時,大多數區政府認為這些外來移民不屬于這里,拒絕給予居住許可。“所以當這個區愿意接收我們時,大量穆斯林便蜂擁而來,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穆斯林聚集區。”他說。
穆斯林移民在布魯塞爾大規模出現是上世紀50年代,當時剛從戰爭陰影中走出來的歐洲百廢待興,對低技術勞工有著大量需求,西歐各國政府接連與土耳其、摩洛哥、突尼斯、阿爾及利亞等國簽署勞工協議,數以萬計的穆斯林來到西歐。1954年,杰布的父親跟隨“打工大軍”從摩洛哥來到比利時,在一個建筑工地從事最辛苦的勞動。兩年后,父親將家人接到比利時,那時杰布只有5歲。杰布又自問自答地說:“你知道為什么比利時允許父親將我們接過來?他們希望我父親老了之后,我可以繼續接替他去做那些苦力活。”
杰布學習成績非常好,但據他描述,當地政府不希望像他這樣的勞工孩子和本地孩子一起讀書。初中畢業時,學校把勞工孩子的家長集中在一起,告訴他們:“你們的孩子又蠢又笨,根本不是讀書的料,不可能去念更高的學位。”杰布說,如果家長還不死心,政府還有更狠的一招:對勞工移民家庭征收天文數字般的學費。15歲的杰布沒有放棄學業,畢業后,他在找工作時又多次被“莫名其妙”拒絕。后來杰布終于找到一份秘書的工作,并在奮斗5年后,27歲時成為一家公司的總經理。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比利時的外國勞工和他們的子女因為沒有國籍,始終無法獲得和本地人同等的待遇。1989年,杰布辭去工作,和朋友聯合創辦了“更民主協會”,并最終使所有居住5年以上的外籍勞工獲得擁有比利時國籍的權利。杰布也借此進入政壇,2000年他當選所在區主管市政建設的部長,成為區政府第一名穆斯林官員。2012年,他還當選為比利時眾議院議員。然而,在外來勞工和穆斯林群體中,像杰布這樣的成功案例鳳毛麟角,絕大多數穆斯林在社會底層苦苦掙扎。
極端思想吸引部分絕望年輕人
在杰布看來,“9·11”之后,歐洲社會對穆斯林群體的偏見、歧視和恐懼不斷強化,而新近發生的一系列恐怖襲擊事件,更使歐洲穆斯林每況愈下的處境雪上加霜,“我們正面臨更為嚴重的歧視,甚至是濃濃的敵視”。
歐洲反伊斯蘭情緒上升是美國皮尤中心6月初公布的調查結果。調查數據顯示,受訪者中持反伊斯蘭態度的在意大利有61%,波蘭56%,西班牙42%,法國和德國分別為25%,英國為19%。此次調查的背景是2015年年初發生的《查理周刊》慘案,而這次恐襲也再次把歐洲穆斯林推上風口浪尖。歐洲一些政客聲稱,要將涉嫌參與“恐怖活動”的穆斯林及其子女的國籍撤銷。英國保守黨稱將提高移民政策的門檻,用英國內政大臣的話說,“不歡迎那些意識形態與英國背道而馳的人來英國”。德國還出現了不少反對伊斯蘭的組織。
杰布的侄子納法1984年出生在比利時,講一口地道的法語,一直視自己為比利時人。不過,納法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在他和身邊穆斯林親友的生活中,仍能感受到很多不如意,“16歲時我第一次被警察拘捕,僅是為了準時趕到電影院,和女友奔跑著過了馬路”。納法的表妹蕾拉在比利時自由大學讀書。她告訴記者,“在學校,每當老師說到伊斯蘭時,全班同學的目光就齊刷刷地朝我看過來。學校的男生幾乎從不接觸身穿傳統服裝的穆斯林女孩,好像我們都是異類。我要特別努力證明自己是一個好學生才行。”納法的妻子在社區一所小學教書。她說,因為學校生源以穆斯林兒童為主,幾乎沒有老師愿意來教書。據她說,很多穆斯林青年上不了好的大學,拿不到像樣的學歷,也找不到像樣的工作,只好游蕩街頭,“就好像巴黎《查理周刊》襲擊案中的槍手庫阿希兄弟曾經歷的那樣。”
庫阿希兄弟的父母從北非的阿爾及利亞來到法國,他們出生的第十區被法國媒體稱為“被國家拋棄的地方”,“招聘人員只要在求職信地址欄上看到它的信息,就會毫不猶豫地把信件扔到廢紙箱里”。曾照顧過庫阿希兄弟的鄰居說,“他們從小沒有得到過愛、沒有體驗過被尊重的感覺”。布魯塞爾有一所以穆斯林學生為主的學校,該校校長艾帝安·尚松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當受盡挫折對前途迷茫的穆斯林青年無法從家長、學校找到未來的答案時,那些借助互聯網傳播的極端思想就成為最好的替代品。”
事實上,庫阿希兄弟在童年和青年時期的遭遇,反映出許多歐洲穆斯林青年的真實生活狀況。皮尤調查的報告稱,因為飽受歧視和不平等待遇,歐洲穆斯林的輟學率、失業率、犯罪率都大幅高于歐洲各國的平均水平,而這些因素也阻礙了穆斯林青年融入主流社會,并形成惡性循環。
比利時根特大學移民問題專家比拉·本雅明表示,2003年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將中東帶入動蕩和混亂,一些極端思想趁機興起,一方面大肆渲染對西方的仇恨,一方面描繪出“伊斯蘭國”的發展圖景,這對部分絕望中的歐洲穆斯林青年有著極大吸引力。荷蘭國際反恐研究中心主任馬克·辛萊頓則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歐洲社會正陷入一種“融合的悖論”之中:越是與歐洲主流社會融合得好的穆斯林移民家庭,其子女越容易受到極端思想的蠱惑。年輕穆斯林不滿足父母提供的優越物質條件,他們希望自己的生活更有意義,極端組織就是利用這種迷茫心理進行蠱惑。根據歐洲警方的數據,已有3000多名歐洲人加入“伊斯蘭國”參加“圣戰”,其中相當一部分又潛回歐洲,成了令人不安的“定時炸彈”。
移民更像是勞動力,而非“歐洲人”
老移民引發的問題尚未厘清,大幅增加的移民正給歐洲帶來新考驗。截至6月初,2015年已經有10.2萬難民經地中海涌入歐洲,多數是穆斯林。“隨著穆斯林人口的激增,歐洲穆斯林與西方社會的關系,已走到一個備受考驗的十字路口。”德國歐洲宗教與社會學研究中心研究員雅思名·埃姆納爾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歐洲社會應意識到這不僅是外部因素引發的問題,更是歐洲社會內部的問題,整個社會都需要為此負責,而不應將所有責任都推給穆斯林群體。
前歐盟高官皮埃爾·德福安認為,歐洲許多國家對穆斯林群體的心態糾結而復雜:歐洲領導人在公開場合反復強調穆斯林是歐洲的一部分,因為歐洲需要移民來彌補勞動力的短缺;然而許多歐洲民眾卻拒絕承認這些在歐洲土生土長的穆斯林是真正意義上的“歐洲人”,內心對他們并不尊重,更不想給予他們同等待遇。
“歐洲人必須接納他們,只有這樣,穆斯林群體才會愿意踏出融入歐洲社會的一步。”柏林宗教與社會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埃姆納爾對《環球時報》記者說。“通過真實接觸,人們會發現,大多數穆斯林和我們一樣,都是熱愛和平生活的普通人。”“歐洲之友”政策研究主任莎達·伊斯蘭姆認為,穆斯林群體融入歐洲社會應是一個雙方相互尊重、彼此適應、不斷調整的雙向過程。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莫蓋里尼24日在主題為“歐洲穆斯林”的會議中重申,“作為歐洲人,我們應該為多元文化驕傲。恐懼多元性是弱者心態。” (劉棟 黃培昭 青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