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大思考：“一帶一路”與宗教文化傳播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段玉明

文化包容性來自于文化自信。中國文化從來不缺乏文化自信。因而，推行“一帶一路”戰略不應僅僅著眼于經濟交流，更重要的是著眼于文化建設，著眼于世界性文化交流平臺的建立，借此使中國文化在互動、融合中獲得廣泛的能量，完成新一輪的文化升級。

在中國的文化想象中，“西方”不只是一個地理方位，它更是一個文化符號，它在一定程度上承載著中國知識與文化更新的期望，表征著中國文化對外來文化的理解。從宗教文化傳播視域審視以往的中西交往，對于今天的“一帶一路”或許有新的認識和理解。

中國文化的“西方”想象

“西方”作為一個特別的概念，在中國文化史上具有非常明確的意義指向，并被賦予不同于中國文化的想象。《列子·周穆王》稱，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千變萬化，不可窮極”，以至于“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列子·仲尼》載，商太宰問孔子“孰者為圣”，孔子動容有間答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這些事歷史上是否真的發生過，我們不得而知，但這表明，秦以前中國人關于“西方”、“西極”的文化想象已經存在，且在心中已成未知知識的淵藪。

佛教傳入中國后，中國人關于“西方”的想象由一個虛幻不實的概念變成了以印度為中心的佛化區域(我們姑且以“西竺”相稱)。“天竺”被稱為“西天”，印度洋被稱為“西洋”，“祖師西來”則承載了比禪宗原意更為豐富的意旨。自漢明帝感夢求法始，無論是法顯、玄奘的“西天取經”，還是如鳩摩羅什、達摩的“祖師西來”，都為中國文化帶來了新的元素，更在經驗上強化了中國人關于“西竺”的文化想象。

宋元以降，逐步崛起的歐洲文化日漸被中國人認識。這是一個既不同于中國，也不同于印度之“西方”的文化形態。它所具有的沖擊力，依附于精確實用的科學知識與無法相抗的堅船利炮，不僅讓中國人震驚，也讓印度人惶悚。由于其位于“西方”更西，中國人遂把歐洲稱為“泰西”(太西)，即比“西竺”更西的地方。位于“太西”的大洋，被稱為“大(太)西洋”，以區別于原來的“西洋”(即印度洋)。由是，歐洲取代了“西竺”成為中國人尋求知識和文化更新的源泉。西方近代科學技術知識取代中國傳統科學技術知識成為“當然”，西方政治經濟制度一時成為中國近代富國強兵的摹本。

“一帶一路”與“西方”想象

中國文化的“西方”想象，也與“一帶一路”的經濟交流通道關系密切。以葉舒憲為代表的學者近年對中國玉文化起源的探索，揭示出遠古至商周中原與西域已開通了一條玉石之路，并由此帶動了玉文化的形成與昆侖信仰的升級。季羨林的研究表明，中國與印度的“二十八宿”有前后相承的關系，中國的“月中玉兔”傳說或許源自印度，聯系到印度古籍中“Cina”(有絲的意思)一詞的頻繁出現，這些文化上的相似關系便都與所謂“絲綢之路”有了邏輯的聯系。“月中玉兔”的傳說被組裝進昆侖信仰之中，可視為此一經濟通道帶來的文化成果。

漢武帝時開通西域，絲綢之路成為東西方主要的商貿通道，絲綢、漆器、鑄鐵制品迤邐西去，中亞、西亞的土產、寶馬、樂舞迢迢東來。更重要的是，以佛教文化為中心的“西竺”文化相隨而至，把中國文化想象中的“西方”變成了一個實實在在的知識與文化源泉。“祖師西來”、“西天取經”不僅是佛教信仰的傳播，也是“西竺”文化的方方面面，強化的則是中國人對“西方”的文化想象。這種文化聯動，與陸上絲綢之路的繁盛息息相關，自漢至宋前后延續了一千多年。

同時，伴隨海上絲綢之路的發達，以瓷器、茶葉為主體的中國貨物和以香料、珠寶為主體的阿拉伯貨物，不僅加強了中國與波斯灣、地中海的商貿聯系，同時還加強了二者之間的文化往來。借此往來，伊斯蘭文化獲得了中國人的整體性認識，掀起了兩次“西學東漸”的高潮。“泰西”文化的優越逐漸被中國人認識，進而有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洋務運動，以及大規模的西洋考察與留學運動。

如果說“西方”想象表述的是中國文化不甘僵固的更新愿望，那么“一帶一路”則是將這一愿望加以推進并落實的新舉措。

“一帶一路”的文化啟示

在中華文明的歷史長河中，其自身具有的文化自覺與更新能力，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恒久的“西方”文化想象與“一帶一路”的不斷落實推進。

以佛教文化為中心的“西竺”文化，使中國文化在信仰、政治、倫理、哲學、文學、藝術、科技、民俗等多方面得到了一次極有深度的更新。而儒、釋、道三者鼎力格局的形成，內學(佛學)與外學(佛學以外的學問)的對舉并置，輪回轉世與因果報應觀念的深入人心，以及禪宗心性學說的理學滲透，其變革是顛覆性的。“泰西”文化的東來，主要是借助了海上絲綢之路通道。其結果是西方近代的科學技術知識被全方位地引入中國，改變了我們傳統關于知識與文化的構架。

“一帶一路”所經區域在經濟交流的同時到底接受了多少中國文化元素，是一個龐大的研究課題，至今研究仍不充分。但中國接受所過區域文化的元素，則在許多中外文化交流的學術論著中頻頻見到。以宗教文化為例，印度的佛教、印度教，波斯的祆教、摩尼教，西亞的景教、猶太教，阿拉伯的伊斯蘭教，歐洲的天主教、基督新教，都曾沿著“一帶一路”傳入中國。在位于海上絲綢之路起點的福建泉州，可以看到佛教、道教、伊斯蘭教、景教、摩尼教、天主教、基督新教、猶太教、印度教、神道教和拜物教等宗教遺跡。類似的事例不勝枚舉，證實了“一帶一路”文化交流背景下的中國文化具有極大的包容力，從不懼怕外來文化的“侵蝕”，且能最大限度地吸收、消化、融合外來文化，并終以“海納百川”的胸襟成就了“有容乃大”的恢弘氣象，并生生不息地發展延續到了今天。

文化包容性來自于文化自信。中國文化從來不缺乏文化自信。因而，推行“一帶一路”戰略不應僅僅著眼于經濟交流，更重要的是著眼于文化建設，著眼于世界性文化交流平臺的建立，借此使中國文化在互動、融合中獲得廣泛的能量，完成新一輪的文化升級。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